精确测出临近新加坡的马六甲的经度，例如，中国船队可能当时用满剌加作为基地重复在印度洋周围其他基地上使用观测平台和圭表的过程：苏门答腊（Sumatra）、安达曼海（Andamans）、斯里兰卡（Dondra Head）、柯枝以及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古里，东非的麻林地（Malindi）、和桑给巴尔岛，塞舌尔、马尔代夫，所有的都在《武备志》中出现过。如果能供应充足的大船队调度，那么穿过整个印度洋的经度没有理由也不应该仅仅建立在月蚀的基础上。人员应该被派往不同的区域迅速取得月蚀的数据，所有这些都在同一晚上完成。然后他们回到基地对比测量结果。
可以想象这支大船队的船只被分遣横跨印度洋去采取数据，太监长官是如何急切的希望在最好的时间到达。毫无疑问，水手们对以美貌性感出名的当地妇女更感兴趣，她们张开双臂欢迎远道而来的水手们。正如马可·波罗所记述的：他们皮肤黝黑，不管男女都赤裸着上身，他们不以肉体上的放纵为罪恶。他们的婚俗是一个男人可以同他的堂姐妹或者父亲兄弟的遗孀结婚。这些风俗在整个印度洋地区普遍存在（12）。但是，所有船员都不得不抑制他们的欲望，直到船队的生意做完或月蚀测量工作结束。中国人测量的结果可以在1502年的坎提诺地图上看得到，东非海岸被描述得如此精确是在仆从导航的援助下绘制成的。惟有中国人能够在欧洲人发明时钟的两个世纪前，知道怎样从迷幻的极地中分辨出南极。早4个世纪绘制出如此伟大的地图，如果不是中国人所为，难道还有更早的不为人知的葡萄牙人的航海记录吗？
葡萄牙人没有计算经度的精确方法。在坎提诺绘出地图39年后的1541年，一个葡萄牙人试图通过将它放到西部1500英里远的地方的日蚀测量中推断出墨西哥城的经度，但坎提诺能在绵延数千里的海岸线上将精度准确地保持在30英里以内，原因就是葡萄牙人利用日蚀，中国人利用月蚀。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船只来通过三角学测定经度。
在坎提诺地图绘制前已经有3次在印度洋的探险船队回到葡萄牙。达·伽马在1498～1499年到访过索法拉、基卢瓦（Kilwa）和蒙巴萨（Mombasa），在麻林地（Malindi），他雇了一名阿拉伯领航员带他到古里，因此他不可能绘出麻林地的北部海岸。佩德罗·阿勒瓦雷斯·卡伯拉勒的第二次探险开始于1499年,于1501年6月返回。在航行之初，他的船队被一次可怕的暴风雨袭击，损失了4艘船。一艘由迪埃格·迪亚斯（Diego Dias）带领沿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东海岸航行，从那里到木骨都束）。他的船只严重受创，失去了很多船员。在回航时，迪亚斯面海而立,他能够绘出的仅仅是东非海岸即木骨都束（摩加迪沙Mogadiscu）和柏培拉（Berbera—索马里西北部港市）之间的部分。他的破船队摇摇晃晃从索法拉（Sofala）到了基卢瓦，再到马兰迪。
所以这三支回到里斯本的船队在坎提诺（Cantino）地图绘制之前，没有一艘有足够长的时间在东非海岸做如此精确的制图观测，也没有一艘能够绘出全部海岸线。此外，坎提诺包括了大约两千三百余万平方公里的海洋，这要有40艘船至少花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如此巨大的观测，这在当时远远超过葡萄牙的资源承受能力。事实上葡萄牙人花了60年的时间观测非洲西海岸。指望几艘破船于1502年前在印度洋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能测出整个非洲东岸，画出两千三百余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和6个主要的群岛，那么与指望测量者只用测量棒、马匹和车子去绘出一块大陆一样不切实际。
排除葡萄牙人以后，我想知道阿拉伯航海家是否是最初的绘图者。我对于富有而致力于地图收集的尤素夫·卡麦勒王子的藏品做了一个详尽的搜检，这是大英博物馆地图博物馆内的复制品，但是在整个纪念收集品中没有发现非洲东部海岸详细的阿拉伯海图。最好的阿拉伯中世纪地图，像阿尔·伊迪利司，在细节和准确性方面不能与1502年的坎提诺相比。虽然阿拉伯人知道怎样利用月蚀来计算经度，但他们从未掌握怎样用必要的精确来计算时间，那是中国人的成就，因此，阿拉伯人不可能绘制出坎提诺或者瓦尔德塞米勒地图。
杨庆海军将领的航行要比其他中国海军将领短得多，但却与洪保、周满、周闻的使命同样至关重要。杨庆的成就与其他海军将领的成就如双塔并立，因为航海后，他的船员获得了更好的测量经度的方法，这要比约翰·哈里森的精确计时的发明早上三个多世纪。
西方世界在这些杰出的世界地图的起源问题上总是保持沉默，现在纬度、经度都很精确，正如郑和为他的航海伟绩树碑纪念的碑文上所言：“现在航海的结果便是可以在远距离的陆地间计算出航海的距离和过程”，这又是中国船队的另一座丰碑，就像一座燃烧的灯塔照亮了全球的编年史。相反，同美洲大陆、澳洲大陆、南极、北极的发现一样，它也被扼杀和遗忘了，欧洲人要承认荣誉应该归于伟大的中国海军将领和他们的船队。葡萄牙人领导整个欧洲掀起了探险和殖民的浪潮。在这么多国家里，他们是中国人辛苦追寻新天地与新海洋最大的受益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