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副总理当年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外交部历史上最不正规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但却是极为要的一次新闻发布会，它开创了外交部发言人的先河。
钱其琛副总理在其《外交十记》中是这样介绍其第一次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对外亮相的。
“事情要从那年（1982年）的3月24日说起。
那天，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虽然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当时，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8？17”公报——即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
我们当时的分析是，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的争夺日趋紧张，苏联已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而缓解对华关系正是其中的一个重大步骤。这在客观上为我们调整对苏联政策提供了机会。
小平同志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3月26日，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当时担任翻译的是现任外长李肇星。
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我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
这个没有先例的新闻发布会和三句话的简短声明，立即引起了在京的中外记者的极大关注。
出席发布会的苏联记者当场竖起大拇指，对我说：“奥庆哈拉索！”（很好！）他显然听出了声明中不同寻常的意思。
三句话中，重要的是两个词，一个是“注意”，一个是“重视”。实际上，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之意。其言可听，自然是说，你讲的话中间，有合理的成分。以前，中国对苏联所说的一切，只有全面批判，哪里会听，更说不上“观其行”了。现在要“观其行”，是要对方拿出实际行动来。
这简短的声明，第二天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中间位置，表明消息虽短但很重要。声明在国际上也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这是我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从此成了惯例，每周举行。不过，不再是站着举行了，而是移到了国际俱乐部，记者可以坐下来了。后来，外交部建了新楼，有了专门的新闻发布厅”。
李肇星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第一次上台就碰到了西藏问题。发布会上记者就“西藏独立”问题不断向次第一次登台亮相的李肇星发难。李肇星对各种谬论进行了批驳，并表示：西藏自13世纪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所谓“独立”问题一概是不能讨论的。听到这，有一个记者问： “我也有自己的家乡，如果你说我的家乡不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一部分，我才不在乎呢!你为什么对西藏问题这样在乎?”李肇星答：“你对自己的国家怎么看是你的问题，但是中国的主权是神圣的，外国人无权干涉!”。李肇星第一次上台就咄咄逼人，表现不凡。回答问题条理清楚，反驳有力。据说，后来这位西方记者可能是出于对李肇星的尊敬，居然和李肇星交上了朋友。
朱邦造的第一次亮相非常不顺。朱邦造98年2月10日第一次上台。一上台就接连出现几个小插曲。他是学法语的，需要带耳机听英文同声传译。但他上台前忘记了打开耳机的开关，在台上根本听不到翻译的的声音。一个记者提问后，他没听见译文，无法回答，只好要记者将问题再重复一遍，来回重复几次，在场的记者和工作人员都感到很纳闷，不知何故？幸亏新闻发布处一工作人员及时发现问题，迅速上台帮他打开耳机开关，发布会才得以正常进行。但刚回答完两个问题，突然发布厅的嗽叭响起悠扬的音乐声。全场记者出现一阵骚动。发布会不得不再次中止。原来是下午3点外交部做广播体操的时间到了。显然是技术部门工作出现失误，未将发布厅的广播线路关闭。发布处工作人员迅速与技术部门联系，音乐声终于停止，发布会得以重新开始，但记者刚问一个问题，音乐声再次响起。还好，问题又马上得到解决。
朱邦造虽然第一次上台就有这种遭遇，但他显得很格外沉着，冷静，未见任何失态。他对记者说，出现了一点技术问题，请大家先休息片刻。然后，耐心地在台上等。很幸运，前后出现几个问题，均有惊无险。接下来，一切都变得很顺利。虽然记者提的问题涉及许多敏感话题，包括美籍华人李文和在美国被捕和王炳章被遣送出境等问题，但朱邦造应对自如，一点也不象一个第一次登台的新手。
孙玉玺第一次上台是在98年12月15日。他的第一次亮相与众不同的是，一上来，就有一段精彩的开场白。开场白是这样的：
“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我带着一付新面孔站在这里，可能就是我今天要发布的第一条新闻。
作为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这里与新闻界的朋友见面，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不愿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来做自我介绍。我的同事已经准备了我的书面简历，会后可以提供。
中国现在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四千年文明古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走向世界。因此，中国需要世界全面深刻的了解。今天在座的诸位都是抱着了解中国的目的，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你们同时也肩负着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任
务。因此，可以说，你们发挥着中国与世界沟通桥梁的作用。所以，我很希望有机会与大家交朋友。我希望我们在这里能够经常见面，我更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够在更加轻松愉快的场合，更深入地交换看法，使我们尽快成为好朋友。即使是在这里，我也希望在我们的问答当中，能少一点针锋相对，多一点心灵沟通；少一点唇枪舌剑，多一点促膝谈心。俗话说得好，良言益语三冬暖，我们完全可以以愉快的心情面对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我们最好能够把“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就是我的开场白”。 这一精彩的开场白使他第一次上台就赢得了记者的好感。
1999年1月26日下午2时45分，章启月第一次主持外交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第一次亮相就表现不俗。记者一上来就问了一个事先没有准备的问题。当时中国正在申奥。记者问，如果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举行，对中国来说有什么意义？章启月没有犯怵，沉着地回答：中国一贯重视奥林匹克运动。中国是一个12亿人口大国。如果在中国举行，奥林匹克精神将会得到弘扬。回答简洁，明了，含意深刻。非常精彩。这对一个初次登台的发言人来说更为难得。
2002年1月29日下午，孔泉第一次主持新闻发布会。在回答记者提问之前，孔泉也有一个简短的开场白：
“大家好！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说，我是个新面孔，作个自我介绍。我于去年11月接替朱邦造先生，出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本想在元旦的时候和大家见面，后因随唐家璇外长出访非洲，未能如愿。现在虽然新年已过，但农历的马年还没到，所以我想借此机会说两层意思。首先，我希望在马年，以及今后我担任这一职务期间，同在座的各位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我将尽最大的努力使在座的诸位能够及时、准确、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同时，在马年即将来临之际，我祝各位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
开场白后，记者开始提问。一记者问，中方对柬埔寨签发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政府通告有何评论？孔泉当时回答时没有看稿。当晚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后，电视观众感到很清新。因此他第一次上台就给人留下不念稿的印象。
刘建超首次出场是在2002年6月4日。这次发布会简直就像一场足球的专场新闻发布会。由于主题是足球，一贯严肃庄重的外交部新闻发布厅变得格外轻松。这次发布会可能是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史上气氛最为轻松的一次新闻发布会，自始至终充满笑声。
当时，正值世界杯中国和哥斯达黎加两支球队大战之际，所以记者的问题都是有关足球的。
一记者问：“您是球迷吗？”
刘建超答：“我本人对足球非常感兴趣。所以，今天不得不在这儿工作，我也觉得非常遗憾。”
有记者问，今天的中哥之战是中国队与一支未建交国球队之间的比赛，你对此有何评论？刘建超答：“我想，还是不要把政治和体育混为一谈。事实上，中国老百姓不只关心中国的比赛。今天有三支东亚球队在世界杯上亮相，我们一起祝他们好运。”
有一记者要他预测一下中哥之战的结果，刘建超答：“中国老百姓希望中国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能踢出好球来，同时，他们也能理智地对待任何结果。”
最后，刘建超问，“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我祝大家回去后看一场好球！”
为了让记者们不错过难得的看球机会，发布会下午两点四十五开始，十五分钟后就结束了。记者对刘建超的善解人意报以热烈的掌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