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元年（９６０）正月，登基后的宋太祖“车驾初出”。随行的仪仗较为简略，排在前面的是由禁军组成的“驾头”，随后就是皇帝坐的步辇，步辇之后是擎着扇的方队。方队后面是公卿百官———他们本来都是后周旧臣，与端坐在步辇之上的“皇帝”乃比肩多年的同事，想不到现在却要毕恭毕敬地跟在他的步辇之后作臣民，心中难免有些不自在，所以仪仗队到这里就有些杂乱了。更糟糕的是，沿途所有的楼台亭阁不但挤满了居高临下的看客，而且这些楼阁大都挂着帘子，总让人感到这帘子的背后藏着什么。
果然，当銮驾缓缓通过御街，跨上大溪桥时，就听得“嗖”的一声，一只利箭紧擦着步辇飞了过去，射到了后面的繖扇上，卫士大惊。宋太祖显得比卫士们镇定多了，他从步辇中探出身子，指着胸膛说：“教射，教射。”又笑道：“射死我，这皇位亦轮不到你！”这话，笑中含刺，不单单是讲给刺客听的，步辇的背后还跟着一大批后周的旧臣哩！
宋太祖的捷足先登，只不过使旧臣失去一次野心的机会，却没有打消他们的野心。他们有的在等待观望，希冀再起，有的则“日夜缮甲治兵”，准备与新王朝再来一番角逐。
面对这种局势，宋太祖和赵晋等人认为应采取以稳定京城、笼络后周旧臣为主的方针，以静制动。因为，“京城若乱，四方必转生变”，“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静谧”。
依据这一方针，宋太祖对后周旧臣实行了官位依旧，全部录用的政策。
为了保证对后周旧臣笼络和收买的成功，对于那些恃势欺凌旧臣的新贵们，宋太祖则毫不留情地严加处理。京城巡检王彦升，是当年兵变入城时的先锋，自恃拥立有功，横行不法。一天夜里，他以巡检为名，去敲宰相王溥的门，吓得王溥“惊悸而出”，结果王彦升被贬为唐州刺史。宋太祖的这些做法，对稳定后周旧臣的情绪，缓解他们对新王朝的疑惧，使他们放心地为新王朝服务，起了很好的作用。
随着与后周旧臣矛盾的解决，宋太祖精神上的压力不像以前那样大了，行为上也有点放纵了。建隆二年（９６１）闰三月，他以忏悔的口吻对大臣们说，自己这一阵子“沉湎”于酒席之中，常有失态，有时还喝得大醉，太不应该了。看来他稍有醒悟。紧接着这年六月又发生一件大事，使他对形势的认识才变得清醒起来。
这年六月甲午，宋太祖的母亲皇太后杜氏因病去世。杜氏出身大家，为人有胆有识，当年陈桥兵变时，有听到消息的人向她报告，她镇静地说：“我儿素有大志，应当如此。”临终前夕，她突然问一直在身旁侍奉汤药的宋太祖说：“你可知道你为什么能做天子吗？”宋太祖大概觉得现在不是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所以“呜噎不能对”，但太后偏要他回答，他只好应付道：“这都是先世和太后积德积功的结果。”太后严厉地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能做天子，那是因为周世宗死后继位的国君年幼的缘故，如果当时是一位成年人继位的话，你能当上天子吗？我想将来你传位时，就应当传位你弟弟光义，立年长者为国君，是社稷之福呀！”宋后遗嘱，藏于金匮之中，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金匮之盟”。
尽管从感情上说，宋太祖对将来帝位的传弟而不传子不免有些难以接受，但大政治家的理智告诉他，太后的这种用心良苦的安排绝非杞人忧天，宋王朝作为梁、唐、晋、汉、周５个短命王朝之后的第六个王朝，还远没有摆脱重蹈覆辙的噩运。
在太后逝世的次月（七月），皇弟赵光义就以泰宁军节度使、大内都部署的身份被任命为开封尹、同平章事。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五代时期，凡皇位的继承人都要封王任开封府尹，赵光义此时虽未封王，但其任开封尹隐然有继位人的地位了。这不但是贯彻太后临终遗嘱的一个重要步骤，更重要的是，宋太祖希望通过此向臣僚们表明，在未来的皇位交接中，是不会再出现那种“主少国疑”的局面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