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贞观省事的成功面前，唐太宗自认为在武功、文治和怀远三方面都超过了古人，骄傲和自满情绪开始滋长起来，思想和行为逐渐发生了变化，以“隋亡为戒”的历史教训逐渐被淡忘了，封建帝王的贪欲和专制本能越来越多地在他身上体现出来。
贞观中后期，宫殿的营造逐渐多起来，追求奢侈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老百姓的徭役负担不断加重，服役的农民道路相继。
在大臣的任用上，唐太宗也不像贞观初期那样惟才是举，以德行学识为先了。许多勋亲子弟充塞于朝廷。在兼听纳谏方面也不如从前，变得渐恶直言，不悦人谏，有时虽然勉强听谏，内心里也不愿意接受。在贞观中后期，唐太宗与大臣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开始疑忌大臣特别是贞观后期，这种疑忌心理越来越严重，对大臣动辄问罪，轻则贬黜，重则杀戮，甚至连尉迟敬德、房玄龄这样一些佐命功臣，也未能幸免。在贞观后期，唐太宗还做了两件很坏的事。一是看起居注，中国古代的史官，在朝廷中一向有着特殊的地位，秉公执笔，如实记载，不虚美，不隐恶，是史官的神圣原则，皇帝无权干涉。因此，历来帝王都不过目史官记载的起居注，以保证史官无所顾忌地执行自己的职责。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习惯和传统。由于唐太宗开了恶劣的先例，此后唐代帝王纷纷效法，使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制度遭到破坏。
二是连续发动了两次讨伐高丽的战争，这两次战争最后不但以失败告终，还导致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
隋炀帝三伐高丽，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唐朝建立后，大唐与高丽互相释放前朝交战时的俘虏和流民，各有数万，双方保持友好往来。朝鲜半岛，当时有高丽、新罗、百济三国，互相不时攻伐。唐太宗前期与三国都保持友好关系，不轻易介入朝鲜内战，只是派出使者调解，表现了谨慎的态度。贞观十七年（６４３），新罗使者上书云百济与高丽联合侵扰新罗，要求唐太宗派兵干预。唐太宗认为征伐高丽时机已到，趁机下诏亲征，声称有五必胜。一曰：“以大击小”，可必胜；二曰：“以顺讨逆”，可必胜；三曰“发治乘乱”，可必胜；四曰：“以逸敌劳”，可必胜；五曰“以悦当怨”，可必胜。唐太宗认为：“区区高丽，何忧不克！”他步了隋炀帝的后尘，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
唐太宗三伐高丽，执迷不悟，这是他拒谏而刚愎自用的一个显例。骄狂遮掩了他的视线，也阻塞了他的圣聪，他看不清形势，也听不进劝谏。试问，朝鲜内战，与唐不相干，有何“顺”可言？唐军爬山涉海远征，有何“逸”之可待？当时魏征已死，房玄龄就直谏，指出师出无名，难以取胜，即便取胜，是“所得者小，所失者大”。但这时的唐太宗听不进去，在贞观十九年（６４５）、二十一年（６４７）、二十二年（６４８），连年兴师动众，讨伐高丽，结果损兵折将而归。唐太宗下令在江南造船，还要大举兴兵。贞观二十三年（６４９），战船还未造完，唐太宗就与世长辞了。
当然，唐太宗并没有堕落成为一个昏庸的君主，在某些方面还能够保持贞观前期的良好作风，并且能够对自己一生的功业进行冷静的回顾和总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