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功过：评说女人慈禧
妇人干政是不符合中国正统观念的。于是晚清的衰败，中国的失败，都被夸大到必须由女政治家、鼎鼎大名的西太后负主要责任不可了。而中国在近代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必须由一两个执政者负责，这种看法是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标准的。从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权力斗争的角度而言，慈禧只是做了她的角色召唤地必然要做的一些事情而已。文化、政治以及民族的危机实非她一人之过。
苏同炳对慈禧可谓不以为然。他假定：“如果不是道光误立奕詝，清代历史上不会出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不致以一个浅薄无识的妇人面量手握定中国的命运达四十余年，当可断言。慈禧虽有才具而实无见识，所以晚清中国的命运，才会在她手中变得衰败没落，终至有亡国灭种之危险。”但我们要知道首先历史不可假设，即便假设六阿哥奕訢真的是皇上，也未必能挽救晚清中国的命运。其次，“同治中兴”正是在慈禧当政期间发生，而洋务运动如果确实可以算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的话，这和慈禧大量信任、启用洋务派有必然的关系。
胡适的高徒唐德刚认为“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对于政治中的人物，是否适用普通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呢？在权力斗争的顶峰上或旋涡中，没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况还想实现政治抱负呢？心狠手毒是一种必备的政治技巧，没有这点能力，如何能对众人之事负责？而责骂一位古人泼妇则太失风范了,自己是不是有点过于泼辣了呢？严肃的学者应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政治人物的环境、对策及政策的后果。
白克好司认为：“如太后之为人，不可以寻常道德之见解观之，若执此以断，既不能得其真评。观于在太后以前及其同旱灾这人物，证以中国百姓之公论，则太后并非一残暴之君。不独此也，即英国近世，以争国家权力之故，其杀人之手段，亦难言乎仁道也”。反而是外国人的评价较为公允。
对于慈禧这样一位如此重要、又引来如此争议的人物来说，很难作出服众的公论。再说慈禧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其复杂的人物，对她的总评价是很难下笔的，但是有几点似乎经常被忽略了：一是评价慈禧太后时，也很容易不自觉地受正统思维的影响。妇人摄政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遭怀疑和唾弃的。问题是，如果咸丰帝以后的几个皇帝如果能当政，就一定比慈禧太后强吗？实际上，中国危机的根源在于千年的王朝统治，二是评价慈禧太后的概念化倾向。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以“好人”或“坏人”的简单标准去衡量。过去我们既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又由于“左倾”的影响，对旧中国统治阶级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一笔骂倒的。对慈禧自然也不例外，何况慈禧又是一个妇人，而且根据种种传说，还是一个不正派的坏妇人，因而对她就更加丑化。
近代史研究的开创者蒋廷黻认为，自鸦片战争到庚子年，这六十年中所受的压迫，所堆积的愤慨，他们（指顽固派）觉得中国应该火速抗战，不然国家就要亡了。“我们不要以为顽固份子不爱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一贯反对屈服，坚强地主张抗战。在戊戌年，西太后复政以后，她硬不割让三门湾给意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准备抗战。后意大利居然放弃了他的要求。”当然，慈禧太后对于中国所处环境的认识、对于她的使命的认识远远不能和洋务派、维新派相比。她对外充满怀疑和敌视，以致最后充当了仇外的势力的代言人，做了些不顾大局的冲动之举。慈禧本人在改革派和极端顽固派之间长期寻求平衡。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她在大多数时期是坚决维护的。晚年慈禧从大难中醒悟，决定开创新时代史，但历史从来不在覆水难收时，给关键的人物第二次机会。
关于慈禧的政治是非评价已经太多太多，我不想在这里就她的政治功过再多作评论，下面只想从一个女人的视角评价作为女人的慈禧。
在众多的评价慈禧太后的著作中，德龄的描写是最有人情味的。德龄在《慈禧后宫实录》中，行文至最后，给我们展现了曾经统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古老帝国的老佛爷的另一面：她只不过是个女人。她有女人对美的追求，对青春的渴望。她写道：啊！青春！她很温柔地说，这是天赋予人的一种最可宝贵的恩物，所以人必须竭力爱惜它，设法把它积储起来；即使老了，也得如此！ 正是从这个角度，人们对于女人当政有着奇特的偏见。其实中国历史对女性而言是不公平的。这片土地上不知曾生长过多少杰出的女子，她们水晶般聪明，鲜花一样美丽。可惜她们只能在文字之外悄悄凋零，上天赐予她们才华，却没给她们施展的领地。然而，正当中国几千年来首次因为文化碰撞而陷入空前的困难之时，慈禧凭着自己超人的胆量和聪明，绕过重重阻碍，出现在历史的聚光灯下。也许多灾多难是那时中国不能摆脱的宿命，她本来可以平衡历史不公的出现此时却显得那样不合时宜。她也曾在政治舞台上尽力调动力自己的演技，然而事实证明，她的演出是一场非常的失败之作。
平心而论，在强大的观念和制度笼罩之下，叶赫那拉·兰儿在她的政治演出中表现的才干和能力还是出人意料地杰出。她比大部分男人刚强果断。她可以称得上有胆有识，机智精敏。在她四十八年的统治生涯中，她始终牢牢控制着整个局面，把那些男人中的精英人物操纵在股掌之间。她很有胆量。就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皇帝准备仓皇逃走的时候，她从储秀宫的帷幕后面第一次站出来，冒着违反祖制的巨大危险，极力反对这个懦弱的决定。“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在满朝王公大臣的惊慌失措之中，这位懿贵妃的这番话掷地有声，足以让满朝男子蒙羞。她很有度量。在丈夫死后，她以闪电般而且果敢的手段，发动宫廷政变，颠覆了由顾命八大臣组成的权力中心。她只杀了为首的三个大臣，对其他人都轻轻放过，并且当众焚毁了从三大臣家搜出来的政治信件，不追不问，从而使大批和政敌集团有牵连的官员都松了一口气，稳定了局面，安定了人心，此举是不是有着当年曹操的魄力和智慧。这是她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个颇为漂亮的亮相，当时曾赢得一片掌声。她确实有一定眼光。西方文化冲击之下中国第一个明智的反应——洋务运动就是在她的支持下开始的，她支持派出留学生，支持兴办工厂，支持建设新式军队。在她统治的最后十年，她相当努力地推行了政治改革，准备采用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她的改革范围甚至比康有为当初的设想还要广泛，改革手段也显然比戊戌变法时的举措更切实有效。如果她遇到的是比较平稳的政治局面，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会很成功地完成她的政治生涯，不但会胜过历史上其他大多数女执政者，也会胜过大部分政绩平平的皇帝。如果是那样，她在历史上留下的决不会是象现在的这么多骂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