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怪圈。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就走到了这个境地。一股来自民间的力量，有力地冲击着当时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地位与市场，提高日用品质量的呼声在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中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焦点。
当时，全国五金行业正处在所有制结构和产品结构大调整时期。以国有和集体两类公有制为主体的五金行业，因为体制的原因和历史的包袱造成创新能力萎缩，产品在市场上逐渐失去竞争力，纷纷关门转产。小五金行业成为国有资本退出，民营资本和外资进入的竞争性行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使得小五金行业的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释放，市场充满活力，涌现出一批行业精英，雨后春笋般的民营中小企业的出现，加速了五金行业产品结构的调整步伐。
在混乱中前进的五金行业，基本上仍处在“优不胜，劣不汰”的境地。许多个体小作坊，既不对消费者负责，也不对国家负责，只求低价，不求质量；只重成本，不重品牌。用中国五金制品协会理事长张东立的话来说，就是“好比股市的熊市阶段，股价总是遭到拼命打压，当时的五金产品的材料成本、工人工资成本被压到不能再压的地步。”
尽管以“温州造”为代表的日用品行业发展较快，但由于种种原因，从整体上看，全国上档次的产品较少，相当一部分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消费者反映相当强烈，全国上下要求提高日用品质量的呼声甚高。
小小的指甲钳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基的高度重视，其实是一个极具时代现实意义的事件。
指甲钳是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小产品，当时朱基的一番话意在激励轻工行业重视改革体制、调整结构、创新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当时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国内很多媒体都作了报道和评述。
自从朱基讲过指甲钳的问题之后，整个1998年，国家轻工总局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深刻反思如何推动轻工行业的改革步伐，致力提高我国指甲钳的生产水平。国家轻工总局希望首先从指甲钳这个小产品上做出突破，抓典型事例，举一反三，解决当时市场上诸多轻工业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向总理交好这份答卷。
1998年3月2日，时任国家轻工总局副局长的朱焘在报纸上读到一篇题为《闲谈指甲刀的变迁》的文章，他读后立即批示给质量标准部主任杨立，说：“读了这篇文章，再次受到触动。第一次是朱基同志接见轻工集体企业代表时的讲话，并当场拿出新型指甲刀，要我们讲质量，开发新产品；第二天我即出国，在德国，我去了两家商店，未买到类似朱基总理给看的样品，但此事一直在我心里惦记着，也在后来有关会上讲过，希望以此事为例，举一反三，努力开发新产品。看来若‘反三’还得先‘举一’。”“建议质量标准部和有关部门抓质量也要抓典型，就抓一下小小的指甲刀，就抓一下古老的‘双箭’牌，望能三个月内见效，并见告。”
6月3日，在研究提高指甲钳质量汇报会上，朱焘又作出指示。按照他的指示，6月29日、30日两天，质量标准部与中国五金制品协会，在浙江海宁联合召开了全国指甲钳行业专题研讨会。当时的思路还是依托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解决这道难题。上海“双箭”、广州“555”两个国有老厂和海宁地区的“天鹰”、“皇冠”等七个指甲钳企业参加了会议。会议还邀请了广东南海三个比较大的民营企业，但他们都没有出席。而此时的梁伯强正在另一条战线艰苦作战，刚刚开始他的指甲钳国内外市场调查，还没有拿出产品，自然未在邀请之列。
会议要求，各厂在10月1日以前，保证产品质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98年下半年为新产品开发试制期，自1999年开始，与外国产品竞争中高档市场的新产品要批量生产。会议结束后，给朱焘打了报告。朱焘批示说：“企业有自己的目标，很好，关键要抓落实。”
但此后在具体落实中间，一些国有老企业由于包袱沉重，设备老化等具体困难，要求有关部门给予帮助。如改造设备需要资金，进口原材料需要外汇等。有的企业甚至提出，既然是国家的大事，政府应立项投资。但在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大环境下，这种帮助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所以，会议提出的目标落实得并不好。主管部门也很着急。
面对国有企业的反映，当时轻工总局一位领导异常震惊：“企业的反映引起了我们的深思，为什么会出现指甲钳这样的局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是根本原因。而搞活中小企业，转换观念和机制是关键、是前提、是技术创新和开发新产品的动力。”
总理出的试卷该由谁来完成？
当时，没有人会料到这份试卷会到梁伯强的手上。不，应该说是梁伯强主动请缨揭榜领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