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年代，七八岁的孩子一上学，就置身于政治说教之中，美术课是少数能够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课程，梁伯强也不例外。
梁伯强的父亲有一位画画的好朋友叫潘栋梁。潘老师过去读书时成绩比较好，但由于“家庭成分”不好，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只好到农村当一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乡下当了教师。
有一次，潘栋梁老师把梁伯强带到他家中学画，颇有灵气的梁伯强觉得学起来很有意思，从此就迷上画画了。
潘老师只比梁伯强大10多岁，梁伯强与这位老师兼叔叔的关系很好，潘老师也很喜欢聪明的梁伯强，喜欢他的好学。结婚后的潘老师一直没有孩子，就把梁伯强当成亲侄子一样，对他很是关爱，梁伯强差不多成了老师家中的成员之一。
白天上学，晚上学画。就这样，潘老师带着梁伯强等几位学生不像学生、徒弟不像徒弟的孩子，一学就是近10年，潘老师也从不向学生家长收费。
从潘老师那里，梁伯强明白了什么是墨分五色、什么是构图、什么是工笔、什么是写意……期间，潘老师偶尔也讲些“革命道理”、讲些英雄人物的故事、讲解些古文知识。
在纸墨笔砚、山水花鸟虫鱼的世界里，梁伯强常进入一个忘我的境界，晚上在煤油灯下学国画经常到深夜一二点钟。画的内容多是花鸟鱼虫一类，模仿“芥子园”也成为一个重要学习内容。
潘老师经常告诉梁伯强和其他一起学画的同学，要多研习不同风格大师的作品，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风格，不要盲目崇拜哪一个人。同样一张宣纸，一支毛笔，一砚墨，大师与画匠的作品有云泥之别。国画大师齐白石就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从那个时候，梁伯强就对考虑问题要全面客观、要学会触类旁通等已有所认识，这一点对其后来的企业经营中注重文化含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那个时候，珠江三角洲许多农民新盖房子的厅中一般都留有一个神台，神像背后都要画一幅画，内容多为“福禄寿”、牡丹图等富贵吉祥的内容。一到星期天，梁伯强等人就骑上自行车，到乡亲家里为农民新房子的神台画些装饰画，农民一般也会给上五元钱。每到年底，潘老师就带着梁伯强等人替村民写春联。这样，既得到了实际锻炼，也能挣些买纸笔的钱。
就这样，梁伯强边练边学，坚持学习了10年的国画。国画对于他，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种心灵鸡汤，潜移默化中提高了梁伯强的文艺素养和审美情趣。梁伯强也由此养成了收藏国画的爱好。
研习翰墨十年，梁伯强除了掌握了一些国画技法，也悟出了许多做人和做事的道理。
就这样，在别的孩子玩耍嬉闹声中，在“文革”的吵吵闹闹中，梁伯强完成了人生中“一技在身”的基本积淀。
梁伯强自己也没有想到，正因为学习国画，1988年8月，梁伯强作为小榄镇赴京美术作品展成员之一，第一次到了心中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也正是因为有了国画的功底，他先是在小榄镇得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又凭着一手技艺，后来在澳门找到了一份挣钱的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