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写的都是些平淡的家庭生活，很平淡，但有一点不得不说，很多生活枯燥的朋友给我来信说我的文章带给他们快乐，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你的生活就是你的文章。我是基督徒，我要感谢天地的主宰——我们称为神，因为它使我的生活曾经多彩多姿过，至于将来会怎么样，不知道。”
三毛的作品里站着两个人，三毛自己和荷西。三毛和荷西一起玩。虽然不会写作，但三毛的作品可以说他们两人共同完成的，荷西给了三毛感觉和精神支柱，三毛只不过执笔而已。
“我的写作生活，如果不是我的丈夫荷西给我自由，给我爱和信心，那么一本书都写不出来。再说，我翻译了一套西班牙文的漫画书叫做《娃娃看天下》，这本书过去我不太重视它，现在我非常的重视它，所以我又把它交给皇冠出版社再印，这本书大概有一千页，是我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这不能算是写作，算是家庭生活。整整八个月的时间，我们吃完晚饭，我先生和我就把电视关掉，门锁起来不许人进来，开个小灯，他坐在我对面，开始翻译《娃娃看天下》，经过八个月译了一千页。所以我的写作生活，就是我的爱情生活。这真是奇怪，别人一定说，今天去听三毛讲话，她真是胡说八道，乱讲的，因为她说的是这样奇怪的话，‘我的写作生活，就是我的爱情生活。’但是我还要说一句，‘我的人生观，就是我的爱情观。’”
有人怀疑三毛作品的真实性，又回到了刚才的论说，三毛的东西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有人像是有了大发现，说三毛写的不是真实的，只能算作小说。九五年以来，一个叫马中欣的旅游者兼文人，最有代表性。他说荷西并不是像三毛所描写的那样，两个人的爱情多是三毛自我想象，自我幻觉的结果……
三毛活着的时代，可能已有人露出这样怀疑的丝迹，因而三毛辩解说：“我的作品几乎全是传记文学式的。不真实的事情，我写不来。我希望不要再等十年我就能够再拿笔写，我以后要走我的路，找寻我的路，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做不到的，就是写不真实的事情。我很羡慕一些会编故事的作家，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很会编故事，他们可以编出很多感人的故事来，你问他：‘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是真真假假掺在一起的，那么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创作的方向，但是我的文章几乎全是传记文学式的，就是发表的东西一定不是假的。如果有一天你们不知道我到世界哪一个角落去了，因为我又要走了。你们在没有看到我发表文章的时候，也许你们会说：‘三毛不肯写，因为她不肯写假话。她要写的时候，写的就是真话。当她的真话不想给你知道的时候她就不写。’”
三毛的研究者发现，在三毛成名以后，她感受到了成名后的写作压力，原来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休闲式写作，如今成了她的精神负担。正如她自己在作品中所说的那样，她长时间地冥思苦想，却写不出一个字来，甚至有十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停止了写作。
“当然在那样的环境下，她还是写出了比较好的文章，那就是散文集《哭泣的骆驼》，可以看成是《撒哈拉的故事》续集，这本文集也几乎榨干了她关于撒哈拉的最后生活积累。”
随着西属撒哈拉形势变化，她和荷西逃离这片大沙漠，荷西先是失业，然后又在1979年意外去世，“这样的打击使三毛的创作环境和心态都受到了重创，从那以后，可以说，她一直没有从这种打击中恢复过来。1981年回到台湾以后，她被传媒和盛名所驱使，几乎失去了自己，她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她去演讲，她回答读者的来信等，她已经从一个作家蜕变成一个社会工作者，或者说一个布道者。”
“当撒哈拉一旦离三毛而去，她的文章中只能出现一些“回忆”，“答读者来信”，甚至“收藏物介绍”之类的内容。当三毛的文章内容回到了普通老百姓熟悉的生活中来之后，三毛的光环也就自然暗淡了。”（三毛研究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