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称这张照片很完美，她说：“这是我漂泊生活几十年的概括。”
「阿平九月底从大陆回来，到十月初才和他联络，在电话里，阿平透露出她这次在大陆的不幸遭遇，她说某某地方的那个老头把她锁禁起来，不给她饭吃，也不给她水喝，一直逼迫她把钱拿出来，她说她没有钱，只有一些旅费，那老头不相信，说她财产起码有一亿。她求他给她水喝，那老头说不给钱就什么也不给，她求他放她走，那老头说妳来了就别想飞出去。她渴得受不住，开始肾发炎，关了几天就昏歇过去。她被送去医院，救活了，她乘机逃走，飞到四川来。在四川病情严重了，电话到台湾，姐姐去看她，但姐姐来得慢，到四川时，她的病已好了，向姐姐要了一千美金，姐姐还怪她是骗她的。阿平对他说了以上的事，说她一生再也不会去大陆，热情已经完全消褪了，但是现在她要暂时忘掉这个梦魇，她要去香港看片，看那部她写的电影，这部片已经参加了金马奖，十几项提名，她要去参加这一切的应酬活动。」〈七等生《一纸相思》「两种文体──阿平之死」，第一百四十九页〉
七等生这篇作品写了十三节，上述老头将阿平锁禁起来，出自第十一节，结尾的第十三节，阿平的来信描述她在一九九○年十二月四日到医院做超音波检查的过程，「我不喜欢台湾的医院，它给人一种有求于它的傲然，使得本已不健康的人，在这里更加压缩他的人格，变得不合理的卑微。已经两次了，不笑的男性卫生员，不敲门便粗鲁的推开我的领域，自己走到浴室去。当他发现我的水瓶被移放了方向，便对我很凶的警告。」
「许多年了，每当我回到中国，我所感受到的便是一种委屈，起初曾经因为种种现象，以及我，处身在这种现象里的不快乐，感到灰心──算了，我不想分析了，总而言之，我不喜欢医院的日光灯，我很怕医院里每一个象征「我可以管你」的人，我失去锁门的权利，我必须等人按时送饭来就得按时吃下去，我不明白这一切，于是全身紧张得发痛。」〈「阿平之死」，第一百五十七页〉
十二月十一日阿平出院再写信说，等她熬过金马奖以后，她一个月不见人不接电话。〈「阿平之死」，第一百五十七页〉
「年末，深夜，阿平给他电话谈再进医院手术的事。
翌年初，阿平死于医院。」〈「阿平之死」，第一百五十九页〉。
事实上，对于这位先生的这段描述仍然是一个悬案，而他所述的那位老头要钱的说法似也并未有什么证据之说。据了解那位王先生的知情者称，王退休后，拿着很高的工资，按他的生活方式与水准，不应缺钱。但事实如何，则如同这段情感公案一样，无从查证。
三毛这一生写信给朋友的信件非常多，而且是用心真诚地写。
七等生在文坛的活动甚少，他是七十年代稍晚于陈映真的成名小说家，他的小说作品有超现实主义的风格，最知名的一部小说《沙河悲歌》曾拍成电影，七等生的笔名，呼应他小说的艺术风格颓废、不与时人弹同调，他同时还是一位相当擅长以书信体写小说、大量倾诉个人心灵活动的作家，他与三毛的契合之处，仅从笔名看，有异曲同工之妙。
像是三毛死后，大陆知名作家贾平凹在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五日收到三毛写给他的信。信是写于一月一日凌晨，发于一月二日晚间，即三毛住院治疗前。
三毛在信中倾诉了她在人生与艺术两个世界中的渴望和探寻。
三毛在信中向贾平凹说：「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你的文笔最有感应。看到后来，看成了某种孤寂。一生酷爱读书，是个读书的人，只可惜很少有朋友能够讲讲这方面的心得。」三毛还告诉贾平凹，她是「吃了止疼药才写这封信的，后天将住医院开刀去了。一时里没法出远门，没法工作起码一年了，有不大好的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