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撒出了网，用猥亵的讲课和性感的昆虫作诱饵。你小心翼翼把那些你还没有给过分数的学生或者还不到21岁的女生扔回去。
“专题研讨”还算不上是正式的及物动词。尽管如此，在任何一所研究型大学里，大多数研究生常常会无奈地感觉到他们是研讨会的对象，而不是研讨会的积极参与者。他们用“被研讨到麻木”来描述那种过度饱和的状态。就塞莱斯蒂娜的情况而言，她每周的研讨会始于星期一下午四点钟化学系的研讨会；阿德利教授的小组研讨会在星期二午餐时间举行，历时两个小时；星期四下午四点钟是有机化学研讨会。然后是那些访问学者：诸如医学院里的生化学家、邻近的生物学大楼的发生生物学家，甚至一些到农学院去做报告的学者（农学院距离化学大楼很近，骑自行车只需10分钟就到了）。只要他们的报告可能与她的论文有关，她就必须去听。在这种压力下，研究生和博士后在挑选实际参加的报告会时，标准定得很高，就毫不奇怪了。塞莱斯蒂娜她们实验室里的人一般都不参加其研究范围以外的报告。除非研讨会的主题确实很有趣，或者不准学生缺席（每周系里的研讨会就属于这种），再不然，演讲者必须是真正的明星，或者演讲题目非常吸引人，这样才能吸引他们去参加。
格雷厄姆·勒夫金教授对于研讨会饱和综合症比大多数应邀做报告的访问学者更加敏感，因为他不在超级明星之列。他很现实，甚至不把自己放在稍微逊色一些的明星之列。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任教，以优秀的讲演者著称，因此受人尊敬。在生物系里，他的同事都清楚他的研究成就在信息素领域：他们把他的成果描绘成为“挺响亮的”（用这个形容词几乎隐含着轻蔑），“还算多产”，但是“没有令人瞩目之处”。他目前的研究小组只有两名硕士生和一名在读博士生。他在霍普金斯作研究报告时，人们之所以去听，是因为他们想去听格雷厄姆·勒夫金那生动的讲课，他们并不指望听到一场有深度的科学讲座。但现在，在巴尔的摩西面700英里左右的地方，他要在一个化学系的研讨会上作报告了。琼·阿德利和她的研究小组就在这个化学系里。
勒夫金知道他为什么受到邀请。在霍普金斯大学，琼·阿德利和他保持着一种专业上的关系，它满足了他的自尊心：他是一位超脱的顾问，科学事业上的知音；而她则非常聪明伶俐，但明显是个晚辈。就勒夫金而言，他们的交往不掺杂任何性的成分，就连性方面的暗示都没有。阿德利虽然比他年轻20岁左右，可不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她搬到中西部去以后，他们的联系减少到圣诞节时互相寄张贺卡；偶尔交换重印的杂志，在上面写个短信之类的，只此而已。几个星期之前，他们偶然在一个学术会上相遇了。临分手的时候，阿德利说：“格雷厄姆，什么时候请到我们那里去。”勒夫金把她的话当成客套话，没有回应，只是一笑了之。出人意料的是，几天之后，他已然在阿德利的书面邀请信里的三个研讨会日期中进行挑选了。他立即开始考虑如何让大厅里面挤满听众。在那遥远的化学系里，格雷厄姆·勒夫金这个名字和生物学家的身份是不可能成为焦点吸引大批听众的。勒夫金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如何获得成功：用性语言添枝加叶地讲述他最近对于汗蜂的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