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指导老师也一样。” 莉亚打断她说。
“请让我把话说完。我用我的研究经费提供了设备和塞莉的奖学金。向国家卫生研究院提出经费申请的报告是我写的。在报告中，我非常详细地说明了我的研究小组要做什么，为什么它很重要，以前有什么贡献，以及其他许多事情。我的申请经过同业学术评审委员会的评审。这是一个所谓的研究部门，负责审核成百上千项申请。其中四分之一可能会得到经费。没有这样的支持，塞莉什么也干不成。我不仅仅是在谈她的奖学金，而是说我实验室里面所有的仪器设备、化学试剂和玻璃器皿。你基本上独自一人工作，既是设计师又是建筑师。你有许多工作甚至可以在家里做。你只需要到图书馆——这无需由你的论文导师提供，要些纸和笔——”
“听我说！现在即便是人文学者也使用计算机。”
“对不起。但即使是一台电脑，恐怕也不是你的教授提供的。你要么从系里借，或者更加可能的是得自己去买一台。你属于哪种情况？”
“我妈妈买的。”
“好了，就是这样。塞莉用的那台是用我的研究经费买的。再说，我每天都要与塞莉见面；我们一起讨论她的工作进度，我建议采用某种技术，提醒她注意重要的参考资料。我的实验室里面还有其他许多人在研究类似的问题，塞莉不断地与他们一起交流。这种情况是人文学科里所没有的。我打赌你连续几个星期也不见你的论文导师一面。”
“我为什么要见她？我实际上是独自一个人在研究。”
“当然你是一个人在研究，“阿德利反唇相讥。“你无需学习新的技术、新的实验方法……你只需要能够阅读，使用一台文字处理机就可以了。莉亚，很抱歉，我可能有点过分，可我这么说完全是出于自卫。在实验科学里，既有师生、师徒关系，又有同事关系。一般认为，教授作为作者之一是很正当的事情。事实上，在这个领域里的人——包括塞莱斯蒂娜在内——都认为我是资深作者。”
“资深作者未必是在作者署名中排在最前面的那一个，虽然有些资深的研究人员非常强烈地觉得他们的名字必须永远出现在最前面。其他人总是按照字母顺序来排列署名——”
“特别是他们的名字在字母表中排在比较前面，比方说是‘A’或‘C’的时候！”斯塔福出语惊人，塞莱斯蒂娜吓了一大跳。
“杰里，你这么说不公平！琼与学生一起发表文章的时候，总是把名字放在最后面。”
“嗯，我们实验室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他咕噜着，“我们始终是按照字母排列的。”这是在康托研究小组里唯一争论比较多的话题。实验室流传着一些流言蜚语，说从来没有什么叫艾伦（Allen）或者布朗（Brown）的人与康托共事 。曾经有一个从布拉格来的人，名叫切尔尼(Czerny)，那是大家记忆之中，唯一一个与康托的名字按英文字母排列最接近的人名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去年道格·卡特菲尔德（Doug Catfield）来了以后。
“我向你们承认一件事，但是请保证不要说出去。”琼·阿德利已经平静下来，脸上泛起了和解的笑容。“斯塔福博士，你关于按照姓名字母来排列的说法很有见地。当我还在布朗大学读四年级时，我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野心大得几乎让人很不愉快，我很关注我的名字最终会在哪里出现。当然，我当时还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我当时甚至还没有决定到哪里去读研究生。有一天，我宣布我要把名字从琼·亚德利（Jean Yardley）改成为琼·阿德利（Jean Ardley）。我父亲简直气炸了。真的是这样！”
“你真的改了？”斯塔福结结巴巴地问。
“是的。我到法院去，合法地更改了姓氏。我告诉法官：‘最好当第一，自从史前时代以来一直如此。’他没有问我怎么知道的，反倒哈哈大笑起来。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是，其实我这么做完全没有必要。最终，我继续留在布朗大学。所有的人都敦促我到别的地方去，你们知道在美国科学界是怎么回事：我们非常害怕近亲繁殖，总是建议学生到其他地方去接受研究生教育。可我当时想要找一个女性作榜样，可美国只有几所大学有有机化学女教授，而布朗大学就有一位：凯特琳·巴克（Caitlin Barker），所以我选择了她。”
“幸好你改了名字，”斯塔福说，“否则的话，你的论文就变成了巴克与亚德利了。”
“你错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其实我叫亚德利也没关系。你瞧，巴克教授总是把她的名字放在最后面。从此我也一直这样。我认为，把年轻的合作者和学生的名字放在前面是一种很好的姿态，表明了你对他们的鼓励——甚至是赞许。因此在PNAS上出现的名字将会是普赖斯和阿德利。”
莉亚在沙发的角落里插话说：“多谢你告诉我这一切。可你为什么不能自己把论文送到那家杂志去呢？”
“PNAS是唯一一家你不能这么做的杂志。要想在那里发表论文，你必须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或者，可以这么说，找一位院士，他愿意代表你递送，并且担保其内容。”
“你不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你在开玩笑吗？”
“为什么这么说？女人不能当院士?”
琼·阿德利耸耸肩膀。“噢，她们是允许当院士的。目前，在1610名院士中有50位女性。其中有一位在化学部。我打赌这50名妇女全都是绝经期后的。”她说了一半就止住了。“这是个很无聊的玩笑，我不该这么说的。那些男人也全都年事已高——平均年龄应该是60岁了。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为院士的。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不要孩子的理由之一。我要成为最年轻的国家科学院女院士。然后我将把我们自己的论文递送到PNAS去。否则的话，我为什么要忍受这种势利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