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把三星堆出土的人像归为“大耳青铜头像”，以前人们只关注到眼睛，这次考古学家们看来也注意到了耳朵。在《三星堆大耳青铜头像与古代耳部变形风俗》一文中，陈先生认为三星堆的“硕耳”从何而来不好确定，“因为无论是中原还是楚地，抑或中亚、南亚，考古上都不见这种独特的耳部造型”。而我认为那里的“硕耳”很可能来自“牛”，并且那里本身就出现了许多牛头似乎也可以佐证。我的解释是，三星堆群体流行古埃及的哈特尔女神崇拜，她的表现通常为“眼睛符号”或者牛头牛面，两者三星堆都不缺乏。并且在一些哈特尔的人头像中“牛耳”是特别得到夸张的一部分。
在《吃的悲剧》一文中，从现代环保观念出发，对人类的自我中心和无止境的吃喝，作者摘取了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人类必将毁于自己之手”！我深以为是。
说到“飞去来”器，一般人就会想到澳洲土著，在我书桌对面的墙上就挂着一只“飞去来”器，是老公从澳洲带回的，因为太精致了所以从来不舍得一试身手看它们是否真的会“飞去来”也。无疑这个器具确实具有这个“飞去来”的功能，只是操作者恐怕需要一定的训练。作者提到古埃及也有此种宝贝，并且一般为富家子弟所拥有。查阅网络资料发现，1922年在埃及的图坦卡蒙坟墓里挖掘出过“飞去来”器的记录①。两者的共同功能都是用来猎取水鸟，看来是在水上使用了。埃及出土的“飞去来”器是制作于公元前1330年前后，但发明与使用的时间恐怕可以追溯到更远。
《再谈飞去来器》中，作者谈到中国3000年前的新疆也有此物！我后来在新疆的博物馆里也确实看到了实物。这个物品之奇巧，一般人连使用都不会，更不用说独立发明了，所以我认为“飞来去”地区在史前的文明联系是肯定的，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带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骑马术与印欧语系的兴起》中谈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时是这么说的：“传统认为马的驯化与印欧语系的起源有密切关系”，方法自然是使用语言生物考古学，“因为印欧语系的词根，包括马、家畜和马车的字眼，但却少见谷物的名称。很多研究者由此推测印欧语的祖先擅长畜牧，最初是从乌克兰草原迁移印欧各地的。”自从我接触文明源探索以来最让我惊奇的事情莫过于语言生物考古学的介入了。
在《毛利人来自中国——DNA讲述的故事》中，作者再次告诉我们，“语言学的证据”“直接指向中国东南部地区的台湾海峡两岸”。毛利人传说，他们是大约一千年前从新西兰东北部3000公里的库克岛过来的，并且不是偶然漂流而去，而是在“有目的的旅行中”发现澳洲大陆的。在此篇文章中提到著名的DNA推理：人类来自非洲。线粒体DNA是只能通过女性遗传的特殊基因，80年代就是根据线粒体DNA技术把人类的起源推测到20万年前的一个非洲老祖母的。同样根据这项科技，科学家竟然推测到最初到达新西兰的妇女是50-100人。由此陈先生推测说：“仅就女性的人数，就不能用波利尼西亚的渔民偶然漂流发现新西兰的说法来解释，因为不可能有乘载100个妇女并且还是由女性驾驶的大渔船。由此看来，毛利人传说的有计划的发现大概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文中还提到1970年代新西兰的探险家已经证明人类能够利用简陋的小渔船，在太阳和星星的指引下横渡太平洋之间的岛屿。并且一些植物也证明了这次迁移的可行。
这后面的几篇文章也很有趣，是深入考古之后才能感受的一些问题。正是这些手段和方法使考古学之下的历史成为“专业”。
《尼安德特人不再是人？》谈到著名的欧洲早期居民，对于他们是现代人的祖先还是已经灭绝的人类旁支，已经争论了许久。中国人最常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已经存在了那么多的古人类，发现了那么多化石，怎么可以说中国人是外来的呢？其实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现象部分解答了这个问题。
德国和美国的科研小组都得出了20万年前在欧洲生活的尼安德特人在3万年前灭绝的结论，他们使用的技术依然是DNA。那么中国的古人类为什么就不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呢？事实上，上海复旦大学“人类群体遗传学及多基因疾病课题组”已经做出了DNA测试，表明今天的中国人与北京“山顶洞人”没有联系。许多人怀疑尼安德特人消失这个结论，并且怀疑DNA的技术，“但是最近这次德国和美国科学家的工作程序是经得起考验的”。根据人类进化树的时间表，根据DNA技术，专家推断尼安德特人不可能是现代人的祖先之一。
在《史前的石刀刃有多锋利》中，陈先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古代人的门，它让我们知道古代生活中隐藏了多少我们所不知道的奇迹，比如石刀的锋利程度可能就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的想像。
陈先生的大多数文章都让我这个考古的门外汉大长见识。尽管我也一直声称自己是个业余考古爱好者，看来一直停留在口头水平。在《从食物质量的变化研究农业的起源》一文中有一个奇怪的结论：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社会的变化结果竟然是“食物质量变差了”。陈先生说，这“提醒我们农业社会的部分因素确实可能是因为人口压力造成的”。更有甚者，美国学者戴蒙德认为“农业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失误”。原因是“在限制人口和试图生产出更多的食物之间，人类被迫选择了后者”。我认为事实有可能正是如此。每一步深入历史，我都发现以往的自己是多么无知，今天的人类是多么不了解他们的祖先以及祖先的动机、心理和曾经所处的环境与难题。由于考古学的技术支持条件的改善，确实在20世纪许多旧的结论正在改写。但是面对如此多的人在对我的文明源探索面前的茫然甚至愤怒，看来大多数的中国人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技术革命在考古学中的运用是一定要推翻他们部分熟悉的历史条文的。中国人似乎还没有做好知识与心理的准备。
2004-04-12初写
2004-10-19修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