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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角度是“社会”。三月总统大选的乱局，提供了林志玲成名的时空条件，但这只是社会情绪的短期需求而已，林志玲能一直红到现在，红的版图由影剧版扩张到社会版和要闻版，红的广度由台湾到中国与香港，说明我们社会中有一群集体，不仅只（藉由媒体）消费林志玲身上短期的清爽和无争而已，而且还进到了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认同”（identity）生产和再生产过程里。
准确一点说：我们清楚感受到社会里有一大群人成了“林志玲迷（fan)”、“林志玲选民（voter）”和“林志玲族（tribe)”。
“群迷”（fandom）是感性的，无视明星的负面新闻而矢志追随，是构成明星魅力的基础(譬如裴勇俊迷)。“选民”接受明星的感性召唤后，会持续地与明星的价值观进行对话，具备较大的广度和持久力，但一旦明星的某些“生命政治”主张（“环保”、“弱势同情”、“动物权”……）受到选民质疑，他们也会集体掉头而去（例如酒后驾车的艺人永远只有一迷”，而没有“选民”）。
然而，“群迷”和“选民”的经济产值都是相对微弱的，由“族群”概念所描绘的社会风格部落认同，才真正是明星经济学里的“杀手应用”（killer application），道理很简单，因为经济产值的主要产出者、明星动能的维系者，并不是明星，而是风格部落里的你、我、他。看看九○年代初的“麦当娜族”、二十一世纪初日本的“滨崎步族”、今日苹果电脑的“ipod族”，这些部落族裔在每天的生活里“装扮”自己、“消费”部落文化商品、“推广”部落首领的概念，并且以“时代新哨音”的福音者自居，号召更多的人加盟，当新明星淘汰了老明星，新兴部落族裔则是在意识型态或文化的主导权上，驱走老旧的当权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