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契诃夫也来到莫斯科，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他对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有自己独特的观察方法。1880年他在学医之余，写了几篇妙趣横生的小故事，以“安托沙·契红德”为笔名寄给幽默杂志。小说发表了，读起来像是通俗小说，其实文中已蕴含着比较深刻的内涵了。
1884年契诃夫大学毕业，得到县医师和药剂师称号，开始在莫斯科郊区伏斯克列辛斯克、兹维尼高罗等地行医。与此同时他频频写作，小说日益为读者和专业作家所关注。那时他四处为家，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
1886年3月契诃夫在莫斯科市库德林街租了一座橘红色的二层楼，和全家人搬了进去，在这儿住到1890年。当年他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现在住在库德林街科尔涅耶夫家里，对面是第4 中学。房子像个抽屉柜，颜色是自由色，也就是红色。”那时他每天从中午12时到下午3时接待病人。大门口木板门上钉着一块铜牌：契诃夫医生。1954年，契诃夫逝世50周年时，这儿改建成契诃夫在莫斯科的故居纪念馆。
我几次来到这栋楼里参观访问。
一层是展厅，摆满作者的手稿，生前的文集，大量的照片、图书等，展示了契诃夫从事创作的一生，还陈列着列维坦等画家们的作品。另外还有一个大厅，是举行各种演讲、座谈、报告会和契诃夫作品朗诵会的地方。
另有一间是契诃夫医生接待病人的地方，陈列着医生使用过的各种医疗工具。契诃夫仿佛刚刚走出这个房间。玻璃柜里是各种装有药片的大大小小的药瓶，现在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原地。
一层还有契诃夫的工作室，房间不大，室内较暗，写字台上铺着绒毛台布和一盏蜡烛台。契诃夫喜欢在烛光下写作。这儿也是他生平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作室。他在这儿写了中篇小说《草原》、《无聊的故事》，剧本《伊万诺夫》和近100篇的短篇小说。契诃夫在这里居住期间因《黄昏时刻》小说集而荣获俄罗斯科学院颁发的普希金奖并被选为俄罗斯语言文学爱好者协会会员。契诃夫说：“我虽然得了奖，但说句实话，我还没有开始自己的文学事业……”（见致苏沃林的信）。
二层是他父母和小妹玛丽娅、六弟米哈依尔的房间。
青年契诃夫以行医为业，而写作是他从未放弃的工作。他对自己的才华没有足够的认识，直到有一天，1886年的3月，他收到著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寄给他的一封信，说：“……您有真正的才能，才能使您大大领先于新一代文学群体……摆脱其它的事情吧……为深思熟虑地劳动而尽力保留各种印象……”这封信对契诃夫起了强烈的影响。
“如果我是医生，那么我就需要有病人有医院；如果我是文学家，那么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当中，而不是在小德米特罗夫卡，跟一只猫、鼹鼠生活在一起。我需要哪怕是一丁点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是一点点也好。而现在在四堵墙壁之间的这种生活，没有自然，没有人，没有祖国，没有健康和食欲，这不是生活……”（见1891年9月19日致苏沃林的信）
面对俄罗斯残酷的现实，他渐渐地认识到治病只能医治身体，而更重要的是医治俄罗斯人民的心灵，从他们身上一滴滴地挤出奴性。于是他更加勤奋地从事文学创作。实践告诉他，生活不能按书本来研究，需要根据个人的经验，需要深入到群众中去。
1890年，他30岁时，采取了一次大胆的行动，不顾体弱多病，不怕路途遥远，不管劳累与艰辛，毅然离开首都，经过多日的颠簸，去了远东，到了荒凉的萨哈林岛（即库页岛）。那儿是苦刑犯人的流放地。他在那里进行了详细地采访。了解被流放到边疆的犯人的状况，写了近万张调查卡片。当时，当局派了一名带手枪的密探，像影子一般暗地里监视他。他更深入地透视了自己的祖国和祖国人民的命运。他说：“萨哈林岛上没有一个犯人和居民没有与我交谈过。”他在那里度过三个月。契诃夫绕道海上回到莫斯科，回到库德林街的家，并根据收集的资料开始撰写《萨哈林岛》，揭露大批无辜者濒临死亡的事实。萨哈林岛之行成了契诃夫生平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摆脱了影响他的托尔斯泰主义，开始用另一种目光审视世界。他在一封信中说：远行之前，托尔斯泰和他的《克莱采奏鸣曲》在他心中有重大影响，可是回来之后觉得那篇小说有些可笑，不近情理。“要么因为我在这次旅行中成长了，要么因为我发了疯……”（见1890年12月17日致苏沃林信）经过库页岛之行，契诃夫感觉到他在莫斯科的生活是“沉闷小市民化达到了令人发疯的地步”。他决定离开莫斯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