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翁晚年思想“突变”有很多原因。他把许多精力都花在钻研宗教上，他从《福音书》的原始基督教义中受到了启示，他重新翻译《圣经》，他想拯救世风日下的社会，把希望寄托在笃信宗教的俄罗斯宗法制农民身上。他博览群书，求救于一切学问，甚至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观看藏书室里陈列着的这些书籍，怎能不引起人们的遐想呢？他太迷恋于孔孟之道，老庄哲学了。如果翻一下他1884年春天的日记，那么就可以了解他是如何根据德文、英文、法文孜孜不倦地研究孔子、孟子和老子，并亲自把他们的著作译成俄文。“读孔子。越读越感到深奥与有趣，《福音书》没有他和老子，就不完整。他没有《福音书》也不行。”（1884年3月29日）过了6年，在1900年11月14日的日记里他又写道：“我在研究孔子，我觉得其他学说都无聊。”“主要是这个学说严于律己，当我独慎其身时，他能对我起良好的作用。但愿坚持这种新鲜感觉。”
至于老子的著作，他着手研究得更早些，并从别国文字将《道德经》翻译成俄文。1884年3月6日日记中记载他对自己的译文不满意的话：“译出来的不是我所想的。”
1891年当他开列对自己生活各阶段影响最大的书目时，他说在50～63岁时，“孔子和孟子”对他影响“很大”，而法国学者译的《老子》，则对他影响“巨大”。
托翁逝世前一年(1909)，当他谈到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时，他写道：“……我们有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他们是经过几千年的时间，从亿万人中间涌现出来的，他们经过时间的大小筛罗地筛选。一切次要的都被扬弃了，只留下独特的、深邃的、必要的；只留下来的有吠陀、琐罗亚斯德、佛陀、老子、孔子、孟子、基督、穆罕默德、苏格拉底、马克、阿甫列里、埃皮克蒂特；新人中有：卢梭、帕斯卡里、康德、叔本华及其他很多人……”
从他自己所开的名单里，我可以感受到他受孔孟和老庄影响之深。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里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是十分艰巨的。孔孟的“仁爱”，老庄的“清欲无为”，可能与俄国宗法制庄园理想有很多相似之处，东方古代哲学思想中的消极内容充实了托尔斯泰的道德说教。但，这都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
我想到托翁在世时是多么想和中国人见见面，和中国人民有所接触！当年他给彼得堡的中国留学生张庆桐的复信就说出了这种愿望：“我对于中国人民一向怀有深厚的尊敬。”
而到了1910年，辛亥革命前夕，当他读到一本从上海寄给他的刊物时，感叹地说：“假如我还年轻的话，那我一定要到中国去。”年逾八旬的老人的话充满了朝气、活力，对中国的向往。可惜，他在世时没有真正接触中国人，也没能到中国来。但多少中国人怀着崇敬的感情来参观他的故居、他的庄园，来向他致敬啊。我们可以告慰于托翁的是他的著作正在我国帮助读者认识万恶的旧社会的不合理性，激发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