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托尔斯泰结婚后，有过美满的日子，他们彼此的感情一直很深。到了19世纪80年代，托翁作为一家之主，思想发生了“突变”，使这一家人感到茫然，因为他们都已习惯于往日的生活方式，无法追随他。托翁感到孤独、失望、烦躁。托翁的大女儿塔季扬娜有一段评述是公允的，她写道：“父亲娶了一个18岁的小姑娘，他塑成了她的性格，他的影响在她身上深深地扎了根。过去除了头等车厢之外，是他不允许她乘坐其他等级的车厢，是他在最好的商店里为她和孩子们订制质量最好的衣裙和鞋子。如今他要求他们像农民一样地生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放着快乐喜庆的日子不过，而去过那依靠劳动、朝不保夕的生活？这就是我母亲给自己提出来的问题。”诚然，随着年龄的变化，索菲亚也变得越来越多疑和神经质，对生活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使这对老夫老妻越来越不合。
托翁认为妻子过于自私，所以他在日记里写道：“精神失常就是利己主义，或者相反，利己主义只为自己，只为个人生活，就是精神失常……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他不能独立一人存在，如同蜜蜂不能独自生存一样；人身上有一种为他人服务的要求……”一个月后，在托翁的日记里又出现了这样的话：“索菲亚的精神状态不佳，她不能超脱个人的利益，对她来说就是不能超脱家庭的利益，不能在精神生活中找到生存的意义。”托翁指责妻子“不能超脱家庭的利益”是有道理的。索菲亚本来也没有想超脱，因为她时时刻刻考虑的是这个大家庭的生活实际向题。
其实，托翁的夫人早就意识到了他们二人之间思想意识上的分歧。1884年12月她在写给托翁的信中明确地说出了二人的差异。信中写道：“是的，我们两人从小就站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上，你喜欢农村、老百姓，你爱农村的孩子，你欣赏所有那种原始的生活，自从我们结婚以后，你便离开了那种生活。而我，我是城里的人，不管我讲什么，怎么去爱农村的老百姓，让我全身心地去爱这些，我办不到，永远也办不到。我不理解，永远也不会理解农村的人……你描写农村孩子，老百姓生活等等，你们讲故事聊天，所有这一切如同过去一样，如同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办学校一样，毫无变化。但遗憾的是，你太不爱自己的孩子；如果他们是农村的儿女，情况可能不同。”这是非常坦率的表白，托尔斯泰夫妇的思想方法确实不一致，他们虽然都努力维持和睦关系，最后还是闹翻了。
我想起了在托尔斯泰博物馆中看到的一些展品。一对蜡烛，结着蝴蝶结，是托尔斯泰与索菲亚结婚时的见证；旁边还陈列着索菲亚当时戴在头上的花环、戴在手上的白色手套。那时他们是多么幸福呵！
一枚戒指。这是当年托尔斯泰完成《安娜·卡列尼娜》后赠给妻子的礼物。索菲亚在日记里有记载：“嵌有两颗钻石和一颗红宝石的戒指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赠给我的，感谢我付出的劳动和他写《安娜·卡列尼娜》时给予他的帮助。这枚戒指当时就叫做‘安娜·卡列尼娜’。”
一架旧式的照相机，外有木头盒子，镜头要和皮腔一起拉动，这是索菲亚的东西。她用这架照相机给托翁拍了一千多张照片，为后代人留下了托翁极其珍贵的镜头。每一件展品，都带着情丝，但什么东西也系不住托翁的思想变迁。
当我们走到托翁的故居前院时，我顿时觉得房门前的那棵白桦树如同托翁那博大精深、复杂矛盾的思想文化遗产一样还屹立在人间。
一群小学生欢欢喜喜地从我们身旁走过。他们也刚刚看完托翁的故居纪念馆。
“每天参观的人多吗？”我问解说员。
“我们限制人数。每年不能超过五万。”为了说明理由他补充了一句：“我们要保护托尔斯泰的故居完好无损。室内的一切都保持着原样。”
这时我才想起，参观时，有些过道比较昏暗，没有电灯。原来也是保留当时的气氛，也是保护故居的一种措施。
我们好像跟托翁进行了一次长谈，他送我们走出古铜色的木板大门，一直走到土路变成沥青新路的地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