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经历丰富，生活根基极其深厚，他把自己所熟悉的上流社会的豪奢竞逐、纸醉金迷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民的灾难、莫斯科郊区和城市贫民的疾苦都熔铸在这部小说中了。但，俄国社会的某些方面，为他所不了解，如法庭讼诉、监狱制度、犯人生活等等。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没有编造的成分，他出席审理案件，走访狱吏，进行调查研究。1895年10月27日他的女儿玛丽娅写给母亲的信，透露了一点情况：“爸爸骑马去图拉，为的是听取31日开庭审理的案子，从中描绘卡秋莎的身影和他要了解的案情。”1899年托翁走访布兑监狱的狱吏维诺格拉多夫，后来又把他请到自己的家中来交谈，一连三日，甚至请他修改稿件。
我看着托翁书房中的桌子、椅子，仿佛有两个人坐在那里：一个身穿制服的狱吏在侃侃陈述，另一位灰发浓须的老人在认真地做记录。狱吏维诺格拉多夫本人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记述了在这个房间里的经历：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让我在中间的桌子旁坐下，他从自己的写字台上把校样拿过来，摆在我的面前，说：‘请您看看校样，并把文中不合乎你们监狱的制度的地方告诉我，我来记。’”
“他坐下来，把纸放在自己的眼前。我阅读描写监狱的校样，一边看一边讲什么地方写得不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把话记在自己的纸上……阅读校样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常常打断我，向我打听监狱生活中的种种情况。”
正是在托翁访问了狱吏，弄清楚了监狱的规章制度之后，才把政治犯与刑事犯在狱中接触的场面，改为在押解苦役的途中。
《复活》的题材超越了科尼讲过的情节。最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罪犯不是那些被法庭判决的不幸的人，而是侮辱和损害他们的社会。列宁在评介托尔斯泰时精辟地指出：“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挞了统治阶级，十分明显地揭露了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教堂、法庭、军国主义、‘合法’婚姻、资产阶级科学的内在虚伪。”
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居住的年代是他的思想发生“突变”的时期。他再也看不惯贫富的悬殊关系，决心彻底改变贵族老爷的生活方式。他要在宗教中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在劳动中追求生活的乐趣。
书房的外屋是他从事体力劳动的地方。一张没有油漆的木头桌子上摆着各种工具：锤子、锉刀、锥子、钉鞋用的钉子等等，还有一块原蜡。墙上挂着他的围裙。很明显，这都是他缝制皮鞋时用的东西。如果翻阅一下他那几年的日记，那么“制鞋”二字就会不断出现在眼前。
解说员发现我们认真地观看展品，便微笑着说道：“请您们看看这两双皮鞋。”他大概很想引起我们的注意，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下去：“这两双皮鞋是托尔斯泰亲手缝制的。高腰皮靴—给苏霍京的礼物，半高腰皮鞋是送给费特的。”
苏霍京是托翁的大女婿，聪明机智，为人风趣。当他收到岳丈这双皮靴时，他没有穿，而是把皮靴摆在书架上，与托翁当时出版的十二卷文集排在一起。他在皮靴上注明“第十三卷”。
费特是诗人，是托翁的好友。当费特收到这双皮鞋时，他付给托翁6个卢布，并开了一张收据。这张收据为我们保留了一桩文学史上的趣闻。收据是这样写的：“《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按敝人订货，缝制成一双皮鞋，厚底、矮跟、圆腰。今年1月8日他将此鞋送来我家，为此收到敝人付费6卢布。从翌日起敝人即开始穿用，足以说明此鞋手工之佳。空口无凭，特立此证。同时签署敝人之姓名，并加盖敝人之印章。1885年1月15日。”
我盯着这两双皮鞋，心中有说不清的感觉。伟大的文豪，年近花甲，何其认真地从事体力劳动，制成这样两双可用之鞋。同时我想到高尔基对他“去种地、修炉灶、做皮鞋”的另一种看法。不，托翁不单单是在制鞋，而且为自己的新的信仰寻找出路，为自己忏悔的灵魂寻找寄托。
劳作室中还有一辆自行车和一对哑铃。这是托翁锻炼身体用的器械。67岁时，他学会骑自行车，至于骑马、游泳、滑冰、运水、劈木柴则是他日常的运动项目。
解说员告诉我们：“托尔斯泰家的大门到了晚上就洞开着。客人很多……”究竟来了哪些人，我们从托翁的大女儿塔季扬娜的房间里黑色台布上可以了解一斑。塔季扬娜是位美术家，她看到家中宾客如云，便设计了一种新奇的“签到簿”，请客人在她的台布上签名留念，然后她把签名用彩线绣出来。台布上逐渐布满由签名组成的别致的图案。我数了一下，一共有66个名字，他们都是当时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画家列宾、卡萨特金，雕刻家安托科尔斯基、特鲁别茨科伊等等。这个名单仅仅是来客中的很少一部分。
在二楼上我们参观了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厅。一边是餐桌，一边是钢琴。又有多少知名的作家、音乐家聚会在这里弹奏与表演呵！鲁宾施坦、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拉赫马尼诺夫、斯克里亚宾、契诃夫、高尔基、夏里亚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除了文艺界人士，托翁还有另外一批特殊的朋友，他们是托尔斯泰学说的信徒。他们来到托翁家时，出出入入都走后门，托翁夫人把他们称之为“愚民”。不知有多少后来人写文章谴责她，甚至把托翁晚年出走的罪名都加在她的头上。在参观托翁的故居时，我时时感到对她的谴责有些过于偏激。
不管谁来参观这座故居，总会给来者一种印象，它的女主人是位精明能干的人，管理有方，井然有序。想当年，那么多的人口，上下18个房间，管理起来谈何容易？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一共生了13个儿女，他们需要吃，需要穿，需要受教育，处处需要经费。丈夫需要安静的环境从事写作，她还要经营托翁著作出版发行事业。这栋楼房每一处都有索菲亚勤劳的痕迹：寝室里铺盖着她亲手绣的花床单；女儿房间里有她缝的靠垫；儿童室里有她剪裁的衣服；她使用过的针线盒；她抄写托翁手稿时的写字台……托翁哪一篇稿子没有经过她的手，抄写了一遍又一遍。有时抄写到深夜，抄写到天明。
我看着寝室墙上她的画像，一张肃穆的面孔，身穿黑色的衣裙，紧紧地搂抱着自己的孩子，多少母爱与真情！画家出色地表达了索菲亚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位能干的女人，有毅力的女人。她一生所希望的就是做托翁的贤妻、助手，做儿女的良母、益师。她本是一位颇有艺术素质的才女。她写过小说，诗歌，她通晓音律，喜爱作画。她那别具一格的日记便是最好的证明。当她读完托翁的小说《克莱采奏鸣曲》而感到不满足时，自己竟于1895年写成与其思想内容针锋相对的中篇小说《谁之罪》。为了托翁，她遏制了个人的才华，把一切献给了丈夫，献给了家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