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陈列着一张黑色皮沙发。它在屠格涅夫的小说里有个别名，叫做“梦自来”，只要往沙发上一躺，就想入睡。在《前夜》中的乌瓦尔·伊万诺维奇就喜欢躺在这张沙发上。它象征舒适与家庭的温暖。屠格涅夫在给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信中还提过这张沙发，说“家中还有一张可怕的沙发，只要往那上边一躺，就会睡着”。
1880年，他回国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普希金纪念雕像揭幕典礼。他一向把普希金视为自己的老师，身上总是带着一个垂饰，里边珍藏着一缕普希金的发丝。那次，他在大会上发了言，说：“普希金是位极其出色的俄罗斯艺术家，名副其实的俄罗斯的艺术家！他的诗歌的本质、所有特点都和我国人民的本质与特点相吻合。”
屠格涅夫虽然长期旅居国外，但几乎年年夏天或秋天都要回到斯帕斯科耶。他认为“只有在俄罗斯乡村才能写得好”。如今这句话作为作家的箴言镶在庄园门口。
晚年，屠格涅夫决定回乡定居。1881年，他在斯帕斯科耶度过了一个夏天。修葺房屋，下棋（他的棋艺水平很高），接待客人，他兴致勃勃地向朋友们朗诵文字优美、探索人生真谛、富有哲理的《爱的赞歌》。他深信，明年他们还会在这里相聚，会有新的著作献给读者，但命运做了另一种安排。
庄园正房里有一间被称作“萨温娜的房间”。这是为纪念杰出的女演员玛丽娅·萨温娜（1854～1915）而保留下来的。萨温娜很早就开始了舞台生涯。她在圣彼得堡舞台上成功地演出过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话剧。1879年她在圣彼得堡演出屠格涅夫的《农村的一月》时与作家相识。那时她在剧中扮演的是主角韦罗奇卡。
屠格涅夫与萨温娜的交往是作家晚年生活中浪漫的一页。
1881年7月萨温娜在斯帕斯科耶客居 5天。她在回忆录中写道：“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坐在一张大皮沙发上（她母亲的），而我（幸福地）坐在他脚边的小椅子上，聆听他‘永远也不会发表的’《散文诗》。伊万·谢尔盖耶维奇从写字台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绿色皮面书，便读啊，读啊……”他们在一起促膝谈心，漫步林中，一切一切都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后来，她写信给屠格涅夫以及会见朋友们时，总是把那次访问视为生平最难忘的日子。
萨温娜还到巴黎看望过病中的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生平最后20年长期居住在西欧。他在法国有很多文艺界朋友：乔治·桑、福楼拜、左拉……女歌唱家维亚多的家是他长期定居的地方。屠格涅夫是最早被介绍到欧洲并赢得外国同行敬佩的俄罗斯作家。他的文学作品、他的人格魅力都征服了欧洲众多同行。
他爱法国，更爱自己的祖国，他的作品无一不充满对祖国的怀恋。
1882年春，屠格涅夫在法国时，重病复发。他感到末日临近，难以重返故里，但他的心系着斯帕斯科耶，于是他提笔给自己的挚友波隆斯基写了一封向家乡告别的信：
“等您去斯巴斯科耶时，请代我向那儿的房屋、那儿的花园，还有我的小橡树和我的故里鞠躬致意。我大概再也见不到我的故里了。”
日月流逝，万物巨变，斯帕斯科耶农庄里只有原来的树木还保留着屠格涅夫的时代特征。那里的菩提和白桦也许还记得屠格涅夫高大的身影，那里的草莓和勿忘我花盛开的草坪上也许还留有屠格涅夫的足迹。
屠格涅夫当年亲手栽的小橡树已经根深干粗，枝繁叶茂，树顶触摸着苍穹，树叶在风中萧萧瑟瑟，仿佛在向来人叙述当年的沧桑。
1883年，屠格涅夫的脊椎癌复发，终于不治，客死法国巴黎近郊的一座小城堡布热瓦里。
1883年10月9日上午11时。细雨蒙蒙。载着屠格涅夫遗体的火车徐徐开进圣彼得堡的华沙火车站，这里早已集聚了上千的迎灵人。
正午12时，天空突然放晴。屠格涅夫的棺椁抬上灵车，灵车向沃尔科夫公墓慢慢走去，周围摆满成千上万的花圈。前来道别的人越来越多，俄罗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作家有这么多人前来送葬。
圣彼得堡沃尔科夫公墓又名文人公墓，位于城北。它始建于l861年。那时还相当空旷。屠格涅夫被安葬在别林斯基墓附近，满足了他临终的宿愿。
屠格涅夫的墓碑是一座绛红色的抛光大理石平台，上边刻着屠格涅夫的姓名与生卒年代。平台头上立着一座碑，碑的顶端是屠格涅夫胸像，胸像作者是屠格涅夫的老友诗人波隆斯基的夫人女雕刻家约瑟芬娜（1844～1920）创作的。波隆斯基夫妇与屠格涅夫的关系很亲密。1881年屠格涅夫回国住在斯帕斯科耶时，他们二人和屠格涅夫在一起度过一个夏天。
6年以后，另一位大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逝世。萨尔蒂科夫在遗愿中表示希望能将自己的遗体安葬在屠格涅夫的身旁。就这样，在这个公墓里出现了一片文人墓，成为后人瞻仰的圣地。今天的墓园已经不那么空旷了。
自从1903年屠格涅夫开始被介绍到我国以来，他的作品就成了抢手的读物。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曾说：“屠格涅夫被译得最多。”我国著名作家几乎都译过屠格涅夫的作品。评论他的作品的人数就更不在话下了。我们不会忘记巴金的小说《家》里高家兄弟是怎样爱不释手地阅读屠格涅夫的小说《前夜》。可见当时他在我国文艺界的影响。
尤其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对巴金的思想影响更深。1935年，巴金一度住在日本东京。那是战乱临头的国家危难时刻。他思念祖国，思念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同胞。在感情异常激动、坐卧不安时，他反复阅读屠格涅夫的这篇散文诗并将它译成中文。这篇散文诗只有100多个汉字：
“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担心着祖国命运的日子里，只有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和支持！啊，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啊！要是没有你，那么谁能看见我们故乡目前的情形，而不悲痛绝望呢？然而这样的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绝不能叫人相信。”
屠格涅夫创作这首散文诗时是在法国，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字字句句渗透着对祖国的深切怀念，对俄罗斯语言力量的由衷赞扬。巴金说：“他讲‘俄罗斯语言’，我想的是‘中国话’……”同样，中国语言又岂能不产生在伟大的中华民族中，不完成其伟大的使命呢？巴金正是借助诗文表达了他对祖国的深情，他的爱与恨。
30年代末40年代初，当巴金为唤起读者抗战的热情、倾吐自己的爱憎而创作《火》的时候，常常背诵屠格涅夫这首散文诗，因为“它是我当时‘唯一的依靠和支持’。我一直想着我们伟大而善良的人民”。
1983年我国外国文学界在厦门举行了纪念屠格涅夫逝世一百周年研讨会。在那次研讨会上，我听到很多同行精彩的发言。我曾向许多前辈和同辈请教过有关屠格涅夫的问题，也聆听过巴金老人谈及中国知识分子对屠格涅夫深感兴趣的原因。
在翻译有关屠格涅夫的文章期间，巴金老人在写给我的信中对屠格涅夫有过这样一段评论：“……他很有才华。我写小说受他影响不小。但他这个人有相当多的地主老爷的气味，晚年生活寂寞而且痛苦，颇似他所描写的‘多余人’。” (见1982年1月l8日信)
当世界进入21世纪，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屠格涅夫的作品虽然已不像“五四”时期以后建国以前那样激动青年读者，但他的艺术魅力和冲击力仍然强烈无比。他创造的人物，他的优美的文字，仍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辉，震撼着中国读者的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