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关键性零组件的争议
约在1977年前后台湾开始提倡发展半导体，几位留美专家回台湾准备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当时我并不赞成台湾生产半导体。因为彼时的台湾，不但资本不足，也没有足够的市场掌握能力；而且，不论设计与制程技术，台湾都未具备成熟条件。换言之，那个阶段的台湾，还没有足够承担半导体投资风险的能力。若说由官方编列预算进行研究，我个人并无意见，但若由企业大量投资生产，我认为为时尚早。
当时，在学界的影响之下，台湾的企业界与媒体有一种论调，认为台湾因为没有关键性零组件，所以发展遭到限制，借此鼓吹发展关键性零组件的必要性。
然而，投资关键性零组件与装配、营销最大的差异所在，是它的变动弹性非常小。以营销而言，甲产品销售状况不佳，可以改卖乙产品；以加工而言，电子计算器利润趋薄，可以改生产电话机；但是，一旦投入一项关键性零组件的开发，不论是半导体还是液晶显示器，一做就是几十年，是不能轻易变换的。在当时台湾各种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形之下，是否应该因为没有关键性零组件，就把非常有限的资源，投入风险如此高的事业中？做不成，是全盘皆输；即使做成了，也不知道市场在哪里；其效益何在？所为何来？
如果只因为某个阶段没有关键性零组件，让我们少赚了一些钱，心生遗憾，所以要去扛一个长期、非常沉重而没有把握的负担，事实上效益并非最大。因此，我们要考虑的是资源运用的优先级。在当时，从事中游加工可以让我们产生最大的效益，让我们无须担心存活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可以为未来创造关键性零组件的市场需求。因此，从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来看，应该先发展中下游，再循序进入关键性零组件。
那时，在各种公开会议的场合，我总是对主张发展半导体的人士表示：“如果说台湾必得掌握关键原材料才能生存，那台湾显然没有活路，因为我们不生产石油。”很明显地，没有石油的地方还是能够发展石化工业，因此优先投资上游的说法，在实证当中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这原本就是自由贸易、全球分工的基本理念。因此，我们应该先努力赚自己有能力赚的钱，如果短期内因为没有足够的条件发展原料工业，必须花高价购买，即使心里百般不愿意，也只有认了。因为不管算盘怎么打，赚自己最擅长赚的钱，买自己缺乏的东西，还是最有保障且效益最高的。
到今天，有关国家或企业竞争力的学理也印证，一贯作业的策略思考（也就是凡事都想自己生产或经营）已经落伍，世界已经进入分工整合的阶段。部分国家或企业发展失败，往往就是不顾现实，抱着一举全盘建功的心态所致。
企业当然应该尝试新投资，然而更重要的是，从事投资必须有优先级。根据投资项目的难易度、风险度以及企业资源的多寡，进行充分评估之后，有策略地按部就班，集中力量，就如同下棋一般，以整体的眼光布局，然后一步步地下棋子。
投资国善
我想，台湾半导体产业能有今天这番局面，当然官方与企业都付出了许多精力，但是能如此蓬勃发展，相信是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也就是说结果远比预计的更好。但这一路走来，也不免付出学习的代价。
1980年，在官方从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引进技术渐成气候，并出面主导投资的情形下，台湾第一家半导体公司—联华电子从工研院电子所衍生成立。草创时期的联华，采取“你丢我捡”的策略，也就是切入海外半导体厂商已经放弃的产品，如电子表、音乐卡片与电话机的IC，而这些技术简单，在发达国家生产无利可图的产品，却为联华创造了不少市场利润。
联华的成功，让官方更积极地推动半导体的投资，台湾半导体业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的发展。
从1983年起，若干原来任职美国硅谷的半导体专家返回台湾创业，大王、国善、茂硅、华智等公司纷纷成立。其中，前两家公司终以结束营业收场；而后两家企业也并未成功，但在合并成台湾茂硅之后又重新出发。
科技专才投入关键性零组件事业首先就面临资金问题。可以想见的是，这几个创业团队从海外归来，集资能力自然有限。以茂硅和华智为例，因受限于资本，便把业务设定在研发上，专赚贩卖技术的钱，生产则委托日本与韩国的半导体厂商。而国善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庄人川（现任美国宏总经理）及顾德凯（国善总经理），是其中筹资能力较强的科技人，股东成员广及交通银行、光华投资、中央投资、中华开发基金，以及宏关联企业宏大创业投资，还有若干来自美国的资金，由于资金实力较丰，也就投入了风险性较高的动态存取内存研制工作。
宏从原先反对台湾企业投资半导体生产，到加入国善的投资，原因之一是当时的产业条件比昔日成熟，再加上1983年殷之浩先生投资宏大，我们承担风险的资本能力也提高许多。殷先生是一位对台湾产业发展有深厚期许，而且相当乐助年轻人推动产业升级的企业家。平心而论，他并不了解半导体，但是由于他的全力支持，让宏跨出半导体投资的第一步。
然而，国善虽然筹到比较多的资金，却仍不够充裕，只够买半套当时较为先进的设备，而为了尽速投入生产，只好和联华合作，把半套设备放在联华，再借用部分联华的设备。
记取教训，败部复活
然而，由于生产过程不顺利，设计不断变更，投入的资金天天都在消耗，亏损金额日益庞大，原任总经理因此遭董事会解聘，我还曾经自告奋勇担任总经理半年。但整个公司体质已无可挽救，最后只好解散。
反观小本经营的华智与茂硅，却因开销较小，反而得以熬到合并改组的契机。
当这些半导体厂商经营陷入困境之际，曾一再呼吁官方出面支持，当时的工研院院长张忠谋就想出一个方案，成立一个专门代工生产的工厂来服务这些厂商，业者就无须为庞大的资金与生产风险担忧。1987年，台湾集成电路制造公司诞生。
然而，台湾集成电路成立之后，却没能服务到原先需要协助的业者，反而嘉惠了美国的半导体厂商，以及后来台湾陆续成立的半导体设计公司。台湾集成电路虽然没达成原来的任务，但是经营得非常成功。
其实，在台湾科技业的发展历史里，这样“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节一再上演。
相信有许多人仍记得，当官方在1980年成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时，最初的动机是为了吸引外国高科技公司进行技术转移。第一个邀请的对象就是王安电脑，奎茂、慧智也随即加入，但这些外商的成绩却并不理想，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果的，全是联华、宏这类土生土长的企业。
国善失败之后，宏的动态存取内存事业却在德再度开展。这已不是宏第一回在曾经失利的战场中再度复活（例如前面曾经提及的386个人电脑开发案）。也因此，同业就戏称我是“二枚腰”—在相扑比赛当中扳不倒的选手。
其实，实践理想的过程中，往往是出师不利的，这也许是因为能力不足或者是环境不成熟，但这也未尝不能说我们借此培养了日后掌握先机的能力。
然而，并非所有情况都是绝对如此一成不变。例如，宏历经两年的努力开发，在1992年推出RISC个人电脑，也是出师未捷，但当1994年全世界都热衷于投入开发同类型的威力电脑时，宏反而按兵不动。也正因为我们未曾耗费精神于此，所以能够集中精神于Pentium机种，并掌握高度成长的契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