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的迷思
官方的制度并不是国际化惟一的阻力，整体金融环境同样不利于企业拓展国际销售业务。
直到今日，台湾多数银行仍停留在外销导向的作业形态，也就是说，银行对于出口贸易提供接单与购料贷款，往往宽松到信用过剩，但这类外销企业并不具备市场控制力，一旦市场萎缩或是买方抽订单，膨胀的信用更会增加倒闭的风险。
另一方面，企业开拓国际销售市场，所需资金大约是纯做出口的三到五倍，但银行却不能提供相对的支持。
由于台湾的银行并没有走在企业之前先行国际化，而放款客户的海外据点又如此遥远，要进行征信与稽核非常困难；对于不熟悉产业的人而言，营销风险与报酬往往是看不清楚、说不明白的，即使企业拿出获利的账本来证明，都可能被怀疑是做假账的结果。如此，银行对企业国际营销的支援难免有所保留。
也许因为企业做假账的情形屡见不鲜，才会让银行缺乏贷款信心。既然说服外行人这么困难，那我们就先从说服内行人做起。
例如，我们推动全球联属企业在当地股票上市，如果真有做假账情形，难道可以逃过每一个国家的证管会？姑且不论证管会这一关，宏在全世界有那么多员工和伙伴都是股东，如果不能让大家明白公司赚每一分钱都是合法、合理、合情，又如何过得了同仁这一关？
其实，大环境对企业国际化的阻力，也反映了多数人的基本心态。至今，我们的社会仍存着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就是，海外投资是牺牲台湾利益让海外得利，企业是基于短期利益到海外发展，所以协助企业国际化无疑为人做嫁衣。更有人基于财政观点，认为企业拿台湾资源对外投资，如果赚钱不汇回来，官方连税都收不到，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但大家却不曾想过，国际化是台湾力量的伸张，是企业增加永续发展的实力。
我始终认为，官方若能想办法让企业在其政策之下有利可图，企业自然会在这里立地生根。如果有哪家企业逃税的本事高到全世界的政府都抓不到，那也无损于台湾竞争力，因为哪个方面都没占到便宜。但企业总要有个着地点，今天宏会在台湾，是因为这里对宏而言最有竞争力，再怎么逃，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如果说宏不需要我们的官方也能存活，那宏原来也就不会在这里。
事实上，官方可以通过各种政策工具，让企业在这块土地上安身立命。举例来说，《奖励企业投资条例》的实施，虽然让当局暂时少收一点税，但它却让企业公民的资产完全曝光在政策之下。企业赚了钱暂时不缴税，但盈余转增资本会转换成股票，日后投资者处分股票就产生税收，就算大家一辈子不卖股票，总有一天还是会交遗产税，怎么可能逃得掉。（当然，我也认同应该让整体税制更加公平的前提。）
官方只要有耐心，想办法套牢企业，终究还是大赢家。
我认为，官方对企业国际化之所以会有疑虑，是因为没有思考到“人性本善”。换句话说，如果企业主把员工看得没水平，公司的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同样，如果官方低估民众的觉悟，民众的觉悟也真就高不起来了。
面对误解，泰然处之
正因为社会大众对国际化仍不理解，在宏国际化遭遇挫折之
前，偏巧济业电子刚发生问题，所以外界便将两家公司的问题混为一谈。这让我相当不平衡，因为宏的国际化架构和其他企业老板私人海外投资的情况相比，根本是两张题目完全不同的考卷，怎么能够等同视之？
另一方面，不管是媒体还是官方单位，总将其他从事代工生产电脑厂商的经营绩效，与宏自创品牌及国际营销的经营体制相比，一再批评我们应收账款太多，库存周转速度太慢。他们未曾考虑到自创品牌和代工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营运模式，当然更无法理解周转速度慢是提高附加价值与拉大战场的结果。这两者无论如何不能相提并论。
最不可理喻的是，当时有媒体以宏电脑单一企业的营业额，去除以整个集团的员工人数后指出，宏是全产业生产力最差的企业。在那个节骨眼上，因为宏表现不好，造成媒体随便找到一个“证
据”，便大肆渲染。事实上并非如此，但我们不可能到处去辟谣、辩论，那只会越描越黑，让我们更徒增困扰。
在那段时间，甚至有国际媒体报道，台湾官方因为不希望宏倒闭，所以全力资助宏渡过难关。事实上，也确有高级官员询问宏 是否需要官方出面协助。对于官方的善意，我们心存感谢，但当时宏已经自己找到了解决方法。
其实，企业要解决问题，求人不如求己，即便政界要人口头允诺协助。因为一旦真正纾困的时候，就会牵涉到经办人员的政治责任，因此他们每个环节都会审慎行事，而等整个手续都办妥之后，企业可能早已回天乏术了。
因此，与其运用政治手段，还不如采取正常商业交易，例如向银行融资。在宏采取完全透明化的做法下，交通银行、台湾投资银行等行库都相当支持我们。尤其交通银行是台湾投资银行的龙头，交通银行的决定当然也会影响其他银行。当时就有外商银行总经理打电话给交通银行董事长梁国树，询问交银的态度，梁总裁毫不犹豫表示支持，这也使部分外商银行陆续加入配合宏转型的行列。（在此，我必须对这位已故的银行家表达感谢之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