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电脑公会理事长
在我创业的时候，岛内的电脑公司并不多，都是以外商在台湾的分公司为主，在我参与台北市电脑公会之后，发现公会有一些问题。例如，产业在变化，但是公会的组织架构并没有随之调整，所以没有代表性。此外，当时公会的会务人员年龄层偏高，尤其总干事的年纪很大，但是电脑在当时是很新的东西，七十岁的总干事恐怕很难胜任。为了改革公会，原先大家希望我担任理事长，但是当时宏碁的规模还小，所以改为推举在电脑界出道比我早、当时担任王安电脑台湾分公司总经理的交大同学林荣生。林荣生在理事长任内做得很好，尤其是他建立了总干事和理事长共进退的惯例，让公会的会务推展更顺利。
后来我担任过两任理事长，初期的总干事是林荩诚（目前担任精准创投顾问公司董事长），接下来是李志华（目前担任达利投资公司总经理），然后是杜全昌，他们三位都很称职。当时公会没有什么收入，就在宏碁旁边租一个办公室当作会址，由宏碁分摊费用。在这些年轻人的协助下，我们为公会建立了很好的基础。
当时在台湾，台北市电脑公会真的是跟一般的产业公会很不一样。一般的公会比较被动，不太有创新的做法，总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台北市电脑公会则是不断推出新的做法，当然也是因为这个产业还很新，不断出现新的需求，所以我们有机会开创一些新做法，但是如果没有积极任事的理事长和会务人员，仍然不会有太多的创新。当时有一些理监事非常热心，我也愿意让大家一起参与，所以会员的向心力很高，大家集思广益，然后由我整合大家的意见来推动会务，成为当时岛内绩效很好的一个公会。除了服务会员、争取政府的资源等一般产业公会都有做的事情之外，我还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
例如，我们为会员举办了很多电脑展，尤其是把电脑展由原先的内销转为外销性质。台北国际电脑展最初的名称是台北电脑展，在1981年成立时，仅是一个内销性质的展览，规模有限。1984年我担任台北市电脑公会理事长时，重新构思这项展览的方向和定位，后来决定与外贸协会共同举办，将内销展转变为外销展，邀请外国人士来台参观，将展览性质转变为国际展，我将这项展览的英文名字定为Computex Taipei。相较于国外的电脑展，我们对厂商收取的参展费用不高，甚至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让软件厂商免费参展，因为我认为需要推广软件。2004年是台北国际电脑展二十周年，公会颁给我感谢奖牌，肯定我在二十年前为Computex Taipei的命名与定位，把此一展览带向国际舞台。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台北国际电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成为闻名全球的国际信息展览，和德国汉诺威电脑展（CeBIT）及美国秋季电脑展（COMDEX Fall）并列全球三大电脑展。
此外，我也强化公会的财务。公会要增加收入并不难，只要能够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积极为会员提供服务。例如，我成立了电脑技能基金会，举办电脑打字、文书处理的检定考试，为公会赚了很多钱，同时又能推广岛内使用电脑的风气。公会后来有能力购买会址，会费减半，甚至让软件厂商免费参展，都是因为公会的财产不断累积，经费渐渐充裕的缘故。
另外还有一件很有意义、也很特殊的事情，那就是1986年公会提出的”软件著作权法”的建议案在立法院一字不改地通过。当时政府单位草拟的”软件著作权法”本来是以内政部的一般著作权法为蓝本，但是一般著作权法对电脑的保护非常不周全，如果实施，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当我们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草案已经在立法院二读通过了。由于时间很紧迫，所以我就找我们公司的郑中人（目前担任世新大学法学院院长）帮忙，并且用公会的名义花一点钱请了一些法务顾问，针对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相关法令作了一些研究报告，然后就草拟了一份”软件著作权法”。我们很慎重，还举办了公听会，当时担任立委的简又新和林钰祥都很帮忙。我们的草案定稿之后，就把所有的报告和条文总共厚厚的一本送交所有的立法委员。最后立法院三读通过时完全采用我们的版本，这是很难得的情形，我认为主要是因为这次公会站是在客观的立场来草拟这项法案，而不是从利益团体的立场，所以到最后没有作任何修改就通过公会的版本。
这件事也说明了我担任理事长的立场，我一直很注意理事长的角色应该回避公司的利益，展现很客观的形象，赢得大家的信心。由于我的身分拿捏得宜，建立我个人和公会的客观形象，所以我在理事长任内跟政府沟通的时候，政府比较容易接受。
唯一一件我没有积极推动的就是把台北市电脑公会变成全岛性的组织，本来大家一直希望公会转型为全岛性的单位，从现在的电机电子公会（电电公会）那里把信息电脑业划分过来，因为电脑应该专业，不过，这么做会破坏很多既有的体制，所以我并没有积极进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