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的经验分享
1996年我出版了《再造宏碁》这本书，选在那个时机出书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那年正好是我创业二十周年；第二，宏碁从1992年开始推动第一次企业再造，刚好在1996年进入阶段性的高峰，累积了很多经验，值得记录下来；第三个原因是天下远见出版公司社长高希均教授邀我写书。
相隔八年之后出版的这本书《宏碁的世纪变革》则跟我的退休有关。我从来都不想写自传，所以《再造宏碁》和《宏碁的世纪变革》都不是自传，而是我自己创业和经营企业的经验谈，也包含了我个人经过多年酝酿而发展出来的一些理念和想法。我写《宏碁的世纪变革》一方面是因为高教授的邀请，同时也是我自己本来就计划要进行的，因为我一直在思考要如何纪念自己六十岁退休，其中一个构想就是把我在宏碁值得参考的经验记录下来。
本书也将发行英文版，英文书名为“Millennium Transformation-Change Management for New Acer”，希望明年初能够问世，主要目的是希望来自台湾宏碁的独特经验，不只对华人企业有帮助，也能够提供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作参考，尤其对他们的国际化有所帮助。《再造宏碁》的英文版可能也会重新出版，书名是“Me Too Is Not My Style”。
《再造宏碁》描述的是从我创立宏碁到1996年这二十年间的发展历程，本书则记录了1996年到2004年的八年间，宏碁经历的一些重大转折，尤其是2000年年底推动的第二次企业再造，以及这些转折的背景和决策过程，其变化更甚于1992年的第一次企业再造。
宏碁经过1992年的企业再造之后脱胎换骨，缔造了高成长的好成绩。但是到了1998年，宏碁再度面临瓶颈，一方面，宏碁转投资生产DRAM（动态随机存取内存）的德碁半导体大亏，后来转售给台积电经营，而宏碁本身则面临美国市场的自有品牌业务大亏，经过多次的换将，到最后几乎全面退出美国市场，接着在2000年受到网络泡沫破灭的波及，到了2000年的后半年，媒体不断地报导宏碁陷入困境。在这样的内外部压力之下，逐渐酝酿了宏碁第二次企业再造（二造）的契机，宏碁亟待突破成长的极限，再创高峰。
2000年年底，二造启动，展开一连串企业分分合合的行动，首先我将自有品牌和研展制造两项业务分割独立，然后明基另立BenQ品牌，达基和联友合并成为友达，国碁由鸿海并购，出让扬智的股权给联发科技。这一连串的行动不但对宏碁的长期发展有所帮助，而且其中有很多购并的动作在台湾都算是首例，为台湾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值得参考的模式。
当我在推动这些变革时所作的决策，都是基于以下的几个原则：
● 企业面临问题的时候，应该积极面对。
● 应该要明确提出处理问题的方法，寻求不同的解决方案。
● 在决策的时候要以股东的利益为最优先，并且兼顾员工的权益。
● 应该将个人喜好放在其次，寻求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这些原则讲起来简单，但是一般人在作决策的关键时刻，往往很容易疏忽。
三十三年产业经历的回顾
在退休之际，回顾我从就业、创业到现在三十三年的产业经历，实在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三十三年前我从研究所毕业，决定在台湾就业，很幸运地进入台湾第一家拥有研发的公司—环宇电子，我在环宇开发出台湾第一部电算器。1971年，环宇大股东林荣春的三子林森邀我合作创立荣泰电子，我们既自创品牌，也代工生产。我在荣泰时，不断地开发出掌上型电算器及电子表的许多新产品，并且在1976年推出全世界第一支电子笔表，留下了很好的回忆。
原先荣泰电子的营运很顺利，但是后来受到大股东家族经营的事业拖累而陷入困境，因此我不得不离开荣泰。我在很仓促的情形下，于1976年9月创立了宏碁，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延续在荣泰电子的远程目标，也就是要进入新兴的微处理器应用产品的市场，不希望丧失了微处理器带动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
在我创业的时候，台湾的电子工业在制造方面已经具备相当的竞争力，我觉得当时台湾最需要加强的就是研发和国际营销，所以我创业以来一直朝这两方面努力。这个概念逐渐具体化，后来我将其发展成为”微笑曲线”理论，至今仍常受到外界的引用。宏碁在1992年进行第一次企业再造的时候，我正式提出微笑曲线，用这条曲线来说明电脑业附加价值最高的部分，已经由中间的系统组装移转至曲线的两端，包括左端的研发和右端的营销。宏碁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一直朝微笑曲线附加价值最高的部分发展，而台湾如果希望更上一层楼，也必须朝微笑曲线的左右两端不断地向上提升，这可以说是台湾产业唯一的发展方向。
很多人说我是台湾信息电子业发展的写照，不只是因为我是从事这个产业最资深的人士之一，更因为我受到的挫折最多，所交的学费最高，经历的事业范围最广而且深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我可以算是产业的一宝，应该能够对这个产业有更多的贡献，除了写书分享我的经验和心得，尤其是失败的教训之外，也希望在我退休之后，能够继续薪火相传的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