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国也有许多城市是木制的，比如在中国南方，差不多到处都能闻到老木屋的气息，一种霉变中的香气。有许多雕饰复杂的窗棂和雀替穿插其间，刻画着来自大地的图案。它们远比京都的房屋精致和考究，但它们大多消失了。建造它们通常需要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但摧毁它们仅仅需要个把小时，中国人现在早已熟悉了推土机得意的尖叫。于坚说，在云南，作为世界历史遗产载入历史的是在20世纪的变革中坚持着一成不变的大研镇而不是不断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兴土木的省会昆明，他认为这一现象具有鲜明的反讽意味。
水泥与木材完全可以充当两种时代的代言人。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木构建筑给人一种肌体上的亲近感，携带着自然的天然体温，它们表明了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性，使城市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而水泥、金属则在所谓现代科技的唆使下发动了政变，建立了它们的王朝，并不断对人们进行洗脑。谷崎润一郎用他的《阴翳之美》抵制它们的专制，他甚至连洁具都使用木质品而非陶瓷品——打蜡的木器，“里面放置青青的杉叶”（《阴翳之美》，第八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在京都，木构房屋与钢筋水泥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斗争。我们可以感觉到京都人对于木材的偏袒，所以他们的生活中至今还保留着自然的神秘性、诗意和梦想，而水泥，无疑是以上事物的绝缘体。
水泥的扩张使土地的含义变得日益含混，在更多时候，土地仅仅成了城市的比喻或修辞格。水泥篡改了历史，使多数城市人处于失忆状态。随土地一起离去的，还有悠缓的生活节奏——诗歌、戏曲、茶酒、书画，都是这种悠缓生活的见证。它们只有在这样的节奏中才可能找到生存的土壤，但这样的节奏不复存在，电子表制造了一种时间幻术，使人们的动作在这种魔法的作用下变得迅疾、紧张和慌乱。人们拯救艺术的惟一途径就是取消艺术——他们把小便器搬进美术馆，或者向参观者颁发避孕套，以此为他们的艺术命名，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已经被取消。当一切事物都被称作艺术的时候，艺术实际上已经不存在。这使我产生一种偏见——只有在农耕文明中，人们才会对艺术产生膜拜的感情，随着农耕文明的瓦解，惟一可能成为艺术的就是为艺术准备的挽歌。而在京都，在那些树木掩映的小木屋里，花道、茶道、香道、书道、能乐、歌舞伎……竟然完好如初，仿佛从未因时间的伤害而有所破损。它们附着在芳香的木器之上，无所不在的木头成为人们与过去保持联系的秘密通道。当所有人即将被现代生活淹没的时候，它们被牢牢攥在人们手里，并因此具有了某种救生的性质。（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