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阁寺的修建者是足利义满的孙子，足利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1435~1490，其中1443~1473年在位）。如同义满将军与能乐的关系似的，义政则与茶道不可分，他是茶道初创时期最大的赞助者。不过，讲述义政的故事并非是件愉快的事。他的情况很像北宋的徽宗皇帝赵佶——更为巧合的是，他们都是继承了兄长的权力。赵佶大抵除了皇帝没有做好，其他工作都做得很好，甚至是极好。譬如其对茶的研究，著有《大观茶论》，价值就不弱于陆羽《茶经》。足利义政则是把幕府将军的差使干得糟透了，偏却在文化方面贡献甚巨。真不知该怎样评价他们这类历史人物才好。我简直觉得他们不妨换个位置，赵佶来做日本有名无实的天皇，义政去做中国一位挂名而不打仗的将军，两人都会免背恶名。闲话不说，义政比赵佶又幸运得多，是只看到家败而未赶上国亡，九泉之下当令赵佶羡慕不已吧。
不说赵佶而单表义政。他也是像义满一样很小就承袭将军位，但他始终没有能够培养起对政治的兴趣。有桩关于他的逸闻亦不妨说说。在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里藏有一块1.56米长的巨大黄熟香，其名“兰奢待”，价值堪与连城璧并论。正仓院具有皇家仓库的地位，罕有人能涉足其中，“兰奢待”遂得安睡于兹。孰料这位义政将军在宽永六年（1465）忽然驾临正仓院，立迫该院为他开库截香，在“兰奢待”上首次留下锯痕。因他开此先例，以后织田信长等人亦倚权势来截香，明治天皇也截过两回。义政在此事上所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却是他在政务活动中所未见过的。
义政对于政治缺乏兴趣，也缺乏政治才干。他的据说是很美的夫人日野富子（1440~1496）则是个喜欢弄权的人。他们夫妇后来失和而分居，但亦没有能减低富子的政治影响力。日野家和足利家的关系较为特殊，仿佛是以前的藤原家与皇室似的，几乎代代通婚。富子已经是日野家的第五位足利将军夫人了。显赫的家族背景是富子恃以骄横奢侈、敛财干政的资本。日本历史学家对富子的印象尤坏，有的干脆把她说成是挑起“应仁之乱”的罪魁祸首。应仁之乱乃是义政时期发生的一场大战乱，起因是义政的继承者发生义子与亲子之争，各地地方势力乘机参与幕府事务，分别支持一方，结果引发了全国性混战。从应仁元年（1467）开始直至文明九年（1477）方基本结束，京都在战乱中几成废墟。经此动乱，义政更加明白他不可能挽救足利幕府的危局，也如同北宋徽宗似的，索性撒手不管了。他模仿祖父义满建北山别墅的故事，在京都东山脚下营建别墅，把将军职位让给他和富子的亲生子义尚，自己躲进东山别墅，不管政局的冬夏与春秋了。
义政东山别墅也建有一座两层楼阁，原拟贴上银箔，可惜幕府财力不济未能实现，却留下了银阁之名。别墅亦称银阁别墅。义政在此借些闲情排遣郁闷，倒也安然度过其晚年。
义政的时代就是乱世吧。作为幕府将军，义政可以隐居别墅，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都不得不饱受乱世的折磨，亦算是乱世里的一道奇观。因为义政对于文化的依赖与热情，有一批优秀的艺术家围聚在他周围，得他庇护于乱世。这些艺术家不仅因此能继续他们的创作，甚至还获得较平日更为优越的创作条件。银阁别墅遂如一座文化的诺亚方舟，尽管四围洪波泛滥，方舟上的橄榄枝分外碧绿。
当然，能够登上义政的方舟的，都是当时一流的艺术家，义政授予他们一种名为“同朋友”的职务，约相当于文化幕僚，性质在半臣半友半师半客之间，倒有些像中国的翰林。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同朋友”这个称呼原本是一向宗即净土真宗的说法。真宗采取在家信仰形式，各地组织信徒教团，信徒间彼此称“同朋”或“同行”。义政何以采用这个称呼，是颇可玩味的。我们知道足利幕府的文化工作以往都是由禅宗僧人担任，是否此时已分出部分交由净土宗或真宗信徒负责亦未可知。这一内容此处无法多论，但可以由此感觉到在禅宗气氛以外，净土宗及真宗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仍说这些同朋众。由于受人数限制，这个圈子不会太大。但在同朋众周围又形成一个圈子，称“时众”；“时众”以外更有个大圈子称为“阿弥”。从这里也可以感觉到这个圈子具有着某种教团色彩，很可能是与净土真宗有关。真宗教团通常按地域划分，阿弥的圈子却似是个艺术教团，囊括了绘画、和歌、连歌、茶道、花道、香道、戏剧、造园、音乐、雕塑、建筑设计、舞蹈及各种工艺等多方面的艺术家。他们受义政将军庇护或为义政方舟的气氛所感染，创造出足利幕府继北山文化之后的第二次文化高潮，形成“东山文化”。
东山文化的中坚力量是同朋众。同朋众里最著名的人物是“三阿弥”，即能阿弥（1397~1471）、艺阿弥（1431~1485）、相阿弥（？~1525）祖孙三代。他们都是连歌师和画家，且都多才多艺，涉猎范围尤广。被日本人引以为自豪的京都龙安寺的枯山水，传即出自相阿弥之手，加藤周一就持此说。艺阿弥的主要成就是绘画，代表作为《观瀑僧图》。能阿弥是著名的“连歌七仙”之一，又是那个号称“阿弥”圈子的领袖，也可以说是当时艺坛执牛耳者。他和相阿弥都曾负责管理过义政收藏的文物和艺术品，他们因此著作了为后世日本艺术家必读之书的《君台观左右帐记》（其书有能阿弥本与相阿弥本）。
能阿弥还是茶道初创时期的关键人物，通常的说法，是他为义政培养起对茶的兴趣，并把茶道的开山祖村田珠光介绍给义政。
在足利义满时期，宋代大众娱乐的斗茶被略加改造成为日本武士阶层流行的风尚；至义政时期，斗茶会已经在社会普及开来，寻常百姓也有兴趣举办这种斗茶会。武士阶层则为别于百姓，便向着奢侈的方向积极发展。他们的茶会不仅吃喝讲究，还追求大规模。有的茶会甚至把洗澡都包括进来，有人曾参预过有150人共浴的盛大茶会——这时的洗澡只是难得的生活享受之意，不具备如古希腊那样兼有展示人体美的意义。因此，获野由之著《日本历史》就批评说：
义政当大乱之时，尚耽宴饮。文明五年（1473）于东山造银阁，户窗墙壁皆镂银为之，自号“东山殿”。又于银阁之侧设茶寮，令狩卿祐清绘潇湘八景于障子，命五山之僧徒书诗其上，集和汉古器、名画，屡设茶汤之会以为乐，茶人珠光、同朋众相阿弥最见亲幸。是后茶汤之会盛行，奢侈无极，国家用乏。于是遣使于明请永乐钱，加收课役，借财不偿，号曰“德政”，百姓不堪其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