绯红的垂樱，深深地埋着头，渗出秾丽的色彩。
雨珠在蓓蕾的尖端上，在花瓣的边缘上胀大着，透过红色，闪着白光，簌簌散落。接着，第二个雨珠又胀大了……
苍龙池有圆型的桥墩。穿过沼泽，雨水在浅露的地表上聚成浑圆的水洼。池面上满布着浑圆的水纹，无声地扩展着。
在天空和水池的一片明净中，屋脊上装饰着凤凰的水榭，回映出一条沉稳的平行线来。
雨，下着。
这樱花，这林泉，今朝都沉醉在高雅和洁美的气氛里了。这些都是悠然飘零的雨所赐给的吧?”
经画家这一描述，神苑愈发妍丽。其实我也不是不爱这花园，更不是强充内行非要探讨什么建筑美学。较之花园与建筑，更能引起我的兴味的，是平安神宫建造的时代背景。
日本明治以来，流行西洋式建筑，还邀请了许多欧美建筑师来日，一方面主持建筑设计，一方面为日本培养建筑人才。这一时期他们的代表作有大阪造币寮、英国公使馆、工部大学校、鹿鸣馆等。作为明治政府的国际社交场所的鹿鸣馆可说是其中影响最大的，它的设计者是英国建筑师康德尔(J．Conder)。鹿鸣馆兴建于明治十四年(1881)，至明治十六年(1883)七月落成。日本的政治家们在此举行舞会，倡导欧化风气，使得鹿鸣馆成为日本走向所谓文明开化的象征。在政府鼓励下，明治大正时期修建的机关学校、银行剧场，多是采用西洋式建筑形式。西洋式建筑形成近代日本建筑的主流。
针对建筑欧化的浪潮，也有一些日本建筑师不甘心以西洋式建筑来彻底替代传统的日本式建筑。有人仿效以往以中国式样结合日本式样而出现的折衷式，创造出西洋式和日本式结合的新折衷式。但也有人坚持采用日本传统式样，后来被称为近代日本式建筑研究的先驱的建筑设计师伊东忠太就是排斥欧化主义与新折衷主义的代表人物。平安神宫即是由伊东忠太与日本皇宫正殿的设计者木子清敬共同设计完成的。神宫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他们的建筑思想和建筑美学。
从平安神宫自然想到中国的近现代建筑的发展。梁思成1944年所著的《中国建筑史》中有极短的一篇《清末及民国以后之建筑》。梁文介绍说：“圆明园虽以欧式建筑为点缀，各地教会虽建立教堂，然洋式建筑之风至清中叶犹未盛。自清末季，外侮凌夷，民气沮丧，国人鄙视国粹，万事以洋式为尚，其影响遂立即反映于建筑。凡公私营造，莫不趋向洋式。”
“至国人留学欧美，归国从事建筑业者，贝寿同实为之先驱，北京大陆银行为其所设计。欧美同学会则就石达子庙重修改造，保留东方建筑之美者也。民国十一二年顷，关颂声自美国归来，组织基泰工程公司，建树于津沪颇多。其后留学生中学习建筑者渐众。然在此时，欧美建筑师之在华者已渐着意我国固有建筑之美德，而开始以中国建筑之部分应用于近代建筑，如北京协和医院，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成都华西大学，皆其重要者也。然而此数处建筑中，颇呈露出其设计人对于我国建筑之缺乏了解”。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建筑方面所遭遇的问题是相同的。出自欧美建筑师之手的中国折衷主义，如北京协和医院；日本有无类似情况，这是我还不知道的。但在中国，欧式与华式似乎都未形成主流，就是这种欧华折衷式居于主要。梁思成也是鼓吹折衷式的。梁接着上文说道：
“国民政府成立，以竞选方式征求孙中山陵墓图样，建于南京紫金山，中选人吕彦直，于山坡以石级为前导，以达墓堂。墓堂前为祭堂，其后为墓室。祭堂四角挟以石墩，而屋顶及门部则为中国式。祭堂之后，墓室上作圆顶，为纯粹西式作风。故中山陵墓虽西式成分较重，然实为近代国人设计以古代式样应用于新建筑之嚆矢，适足以象征我民族复兴之始也。
自此以后，南京新都建设中，创作颇多。范文照、赵深设计之铁道部已表示对于中国建筑方法与精神有进一步之了解。杨延宝之中央医院与赵深之外交部，均以欧式体干，而缀以中国意趣之雕饰，能使和谐合用，为我国实用建筑别辟途径。至若徐敬直，李惠伯之中央博物馆，乃能以辽、宋形式，托身于现代结构，颇为简单合理，亦中国现代化建筑中之重要实例也。”
那么，欧化与折衷都是中日建筑所共有的；只是伊东忠太的做法在中国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事例。我们也确实想不出在近代中国出现类似平安神宫的建筑。这当是中日间的重要差异吧。在建筑方面如此，其他方面呢?
我并没有说伊东忠太的做法就是正确。我只强调是两国文化差异所在。当然，完全说是差异，也太绝对。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开篇的《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文中所提出的意见，和伊东的气质就颇接近。梁说，“艺术创造不能完全脱离以往的传统基础而独立”，“艺术的进境是基于丰富的遗产上”。“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用梁的话来解释伊东的平安神宫，真是没有什么说不通的。
关于伊东忠太，还有一件事情可说。据朱季黄先生讲，伊东忠太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下半年，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曾带人来北京拍照，特别是为紫禁城留下一批宝贵的照片。朱记参与拍照的人有：东京帝国大学工学博士伊东忠太，大学院工学士土屋纯一，助手奥山恒五郎和照相师小川一真。
由照片引出故事。故宫太和殿的宝座在袁世凯称帝时被移走而不知去向。1959年朱季黄先生在伊东忠太等拍的照片里看到太和殿内部陈列原状，根据这张照片，朱在一处存放残破家具的库房里发现了宝座。朱称此照“曾经为故宫博物院的工作解决过重要的疑难问题”，“由于有这幅照片为据，才有搜寻目标，找到原物，才能利用这些参考资料，进行修复，做到恢复原状，归根到底应该说这幅照片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帝京旧影>序》)
伊东忠太为故宫拍照是在平安神官建成之后。我真希望知道，伊东在看到故宫时，想起自己的平安神宫，当作如何的感慨。不过，我们从他拍照的事也可以了解到，他并不排斥中国式；拍照尽管是发生在特殊时代，却明白反映了伊东要从中国建筑中汲取营养。至于照片又为中国服务的情况，伊东泉下亦当欣然吧。（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