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在回顾百日维新时，几乎众口一词地谴责太后是个致力于邪恶的极权魔王。根据他们的定义，“新”的就是“好”的。濮兰德和巴克斯错误地声称：太后和光绪之间在维新方面一直存在着持续的冲突。“维新的问题，如今成了皇上和太后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这种冲突，在皇帝的母亲（也就是太后的妹妹）死后变得更加尖锐了，她是这两人之间的一个缓冲器。”（的确存在权力斗争，但那是和铁帽子们之间，而不是和太后之间。而且，对光绪来自童年时代的严重缺陷，他的母亲负有主要责任。）
另一些人继续声称：“简言之，在他的（维新）计划尚未展开的时候，皇帝就发现自己正陷身于和整个当权派的战争之中，……其中主要是太后。”（她一直置身事外直到最后的日子，而且事实上在那之前一直在支持他的改革。）“太后发现：由于康有为对她的政权体制的两大支柱——儒家经典和组织腐败——的攻击，她的整个世界都面临着威胁。”（这完全是胡说。）约翰·A·哈里森在他的著作《1800年以来的中国》中声称：慈禧“早在1865年，就成了中国最大的权利来源”，并且断定“事实证明，太后不仅仅憎恨维新，而且也憎恨中国。”（这样的声明荒谬可笑。）费正清则告诉我们：百日维新结束的时候，慈禧“处死了她所能抓到的每一个激进分子。”（如果说她和此事有关的话，那么关系也不是很大。）
光绪在夏天所颁布的许多维新诏令都继续有效，尤其是那些为军事、工业、贸易和发展国立学校体系提供更加有效的管理制度。被废除的改革措施是那些铁帽子们最担心的——那些试图开放现存政治体制的措施。对维新派的处理（逮捕或处死），并没有清除维新运动对中国的影响，而只是使它的鼓吹者更谨慎一些而已。
1898年11月16日的一篇上谕，清楚地表明了她本人的意愿和改革政策：
从来致治之道，首在破除成见，力戒因循。自古有治人无治法。盖立法之初，未尝不善，迨积久弊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为救时之计。然或徒务虚名，不求实际，则立一法又生一弊，于国事仍无裨益。故弊去其太甚，法期于可行，必须慎始图终，实事求是，乃能有济。
深宫宵旰焦劳，勤求治理，无时不以力图自强为念。然内外臣工，大率畏难苟安，不知振作。国家所赖以宏济艰难、补救时局者，果安在耶？
即如泰西各国风俗政令，与中国虽有不同，而其兵农工商诸务，类能力致富强，确有明效。苟能择善而从，次第举办，自可日期有功。
第恐浅识之徒，妄生揣测，或疑朝廷蹈常习故，不复为久远之谋，实于励精图治之心大相刺谬。总之，兴利除弊，责在疆臣；指陈得失，责在言路。嗣后内外臣工及有言事之责者，务当各抒所见，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切实陈奏，以备采择施行，毋得徒以空言塞责，致负殷殷求治之意。22
英国公使馆中文秘书亨利·科伯恩这样评估朝廷上的情形：
我认为事情很明显，皇帝面对这样的美景（在自己手里重塑一个崭新的中国）而无法自持，他并不清楚在他的改革之路上有怎样的困难。比起他的那些维新顾问，人们更有理由原谅他，因为他没有任何外部世界的经验。我以为，他们把他移走，颇像我国（英国）的煽动者移走那些乌合之众；这些人相信：一品脱容量的壶能装下一夸脱水23的日子终于来了。皇帝对未来的想象，很少怀疑，很少私心，但也很少实践上的可行性。
科伯恩颇有见地的评估与众不同。多数权威人士断言：慈禧的再度掌权是“残忍的”，并且，他们通常声称：她“废除了”所有的改革措施。历史学家说她“折磨着可怜的光绪。”“在他的余生里，光绪一直生活在他姨妈的淫威之下。”这是严重的夸张。他一直就顺从她，这种顺从，即是出于自我本性，也是出于自我选择。他不断恶化的身体和情绪状况，使他日益依赖于他的姨妈。他不是她的囚犯。在颐和园，许多年来他一直住在她隔壁的宫殿里，她不断为他操心，敦促亲王大臣们找更好的医生为他治病，他的慢性病越来越糟糕了。经过三年的反思，在1901年的一篇上谕中，光绪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康野狐和维新运动的真实看法：
丁戊（1897、1898两年）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藉保皇保种之妖言，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剪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执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24
有两位在百日维新后的几个月里有机会连续贴近观察光绪的女人，她们都注意到：光绪害羞而忧郁。这是他终生的性格特点。光绪后来住在已经部分修复的颐和园的昆明湖畔，和慈禧的住处紧挨着，他的私人宫殿也和慈禧的一样雅致而豪华。在那儿，他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潜心学习，大量阅读，研习英文，学弹钢琴。他对皇后和嫔妃毫无兴趣，却很喜爱孩子。“他在宫里没什么特别的爱好，也完全不理睬那些漂亮姑娘和太后身边的女人。”他极不情愿地履行自己在朝廷上的义务。每日的朝见使他烦不胜烦，一有机会就会溜出来，用无休无止的香烟抚慰自己。两位观察者都没有发现他憎恨自己的姨妈的明显迹象。“他们的关系，虽然严格恪守礼仪……但似乎还算友好。在他这边，即使他感觉到自己的政府由于1898年的政变而受到掣肘的话，他也似乎并不觉得太后对此有什么责任。”
罗伯特·赫德爵士对于这次危机的结果可以说喜忧参半：
这儿的情形转瞬间全变了……太后把皇帝逼到了后台，控制了政府。但是我担心，亲俄派（李鸿章）赢了，而皇帝的废黜也许是巴布罗福（俄国公使）对李鸿章被赶出（总理）衙门的回击。……有谣传说：皇帝已经向伊藤博文求助，而且这和太后的突然出击大有关系：这个老太太已经安静——简直太安静了——好几个礼拜，毫无疑问，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她和她的“后党”精心准备好了的。她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女人，用一场使人震惊的政变（像她曾经把他扶上皇位一样）把皇帝击倒了。
百日维新的垮台，真正的胜利者是李鸿章。他的目标有一连串：替换掉曾经鲁莽地让自己既丢脸又丢钱的皇帝；恢复太后作为政府中主要仲裁者的角色，这样就有希望通过她更容易地收复自己的头衔和特权；最后，将他的铁帽子死对头们置于自我毁灭的危险之中。像他从前所干的那样，李鸿章将操纵危机，使事情向尽可能糟糕的方向发展。当他被召唤去拯救大清王朝的时候，他的价钱就会陡然上涨（他一直都这样），而且，必须在他采取行动之前支付。简简单单的敲诈，在他手上就上升为一门艺术。这一切，恰好发生在1900年。
由于李鸿章对铁帽子们的幕后帮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再加上袁世凯将皇帝出卖给了他们，而杨崇伊御史又帮着把他们的意见巧妙地呈献给了太后，所以，李鸿章很快就恢复了他总督的职位。这一回，他被派到遥远的广州，在那儿，铁帽子们觉得他的威胁会小很多。当然，这回像从前一样，他们又错了。李鸿章的报复才刚刚开始，他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完成。
在即将到来的几个月里，端郡王集团相信，他们如今几乎完全控制了朝廷，于是，他们就开始为那个光辉的日子做准备了：把所有洋鬼子从中国赶出去。这些准备工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露端倪，但所有这些都被外国公使馆误解了，只有传教士们对此有模模糊糊的领会。端郡王，一个被荣誉冲昏了头脑却毫不关心自己是怎么得到这些荣誉的家伙，正在通过恐怖手段而成为北京城的最高权威。慈禧不断犯下大错，由于显示自己的优柔寡断而深深地陷入了端郡王的圈套。许多年来她都没能正确认识他，一直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年轻一代宗室亲王中最有干劲的一位。现如今，他的活力看上去倒更像是妄想狂，他的宫廷安全部队，其举动不太像是保护者，倒更像是监狱看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