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12月9日,关于同治皇帝重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出了紫禁城。据说,他患上了天花,推测起来,大概是在紫禁城外的某个地方感染上的。人们请来两宫皇太后,她们仪式上的摄政权又得已恢复。新任美国驻华公使艾忭敏在他的报告中说:
(12月9日)这天,或者是这前后……皇帝陛下(他一直不很强健,看上去瘦小而虚弱)患上了天花,这种病在北京通常很普遍……这之后紧接着就发布了一篇上谕,日期是12月18日……上谕称:皇帝决定暂时从国事中解脱出来,并委派两宫皇太后临时代为视事。人们认为,这篇上谕显示了皇帝病得不轻,通常也预示着政府将有变动;但据我所知,他的病并不是很严重,也没什么危险,他这样做只不过是出于一种谨慎的防范而已。……人们普遍认为,万一皇帝有什么不测,恭亲王最有可能继任他的位置。
虽然恭亲王很有可能会再一次成为总理大臣,但除非再来一场意外的政变(原文为法语),要想继承大位恐怕没门。为了履行祭祀祖先的仪式义务,皇位应该传承给同治的下一代。既然皇帝没有出产一个后嗣,如果他死了,这的确会成为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但艾忭敏的报告中,令人感兴趣的是:它暗示了这场疾病通常掩盖着一场即将来临的、预想中的政府变动。
即使是在同治的病情突然恶化之前,关于怎样填补朝廷意料之外的空缺,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在君主缺席的情况下,某种机制必须顶替这一位置,以使得政府能够正常运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希望看到这样的前景:让恭亲王重新获得对政治联盟的控制。如果需要来一次和平的皇位变更,那么这一次可算是一次机会。意想不到的是,那个酒醉醺醺、脾气乖戾的老惇亲王却劝说那两个女人再度出山、重掌大局。同治完蛋了,皇位空了出来,继承的问题又重新成为一个要命的问题。让两宫皇太后在台后掌控,总要好过让恭亲王在台前一手遮天吧。惇亲王的算盘是:要让自己在继承人的选择上获得优势,以增加让他的某个儿子继承大位的机会。这辈子,他为了获得对皇位的控制,而耗尽了自己的一生。
1875年1月9日,罗伯特·赫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皇上病重……医生们莫衷一是,(宫里的太医)说必须用药,而外面的医生则说只需滋补品即可。”两天以后,也就是1月11日,赫德写道:“叫来了安德拉医生。他说皇上所患的病并不是天花,而是梅毒。”
不管是天花还是梅毒,滋补品总归是不太管用的。第二天,1月12日,同治皇帝驾崩,年仅19岁。
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打那以后,慈禧对关于她儿子事总是习惯于沉默,很少谈起他。正如她自己所说,她一生中只有两段短暂的快乐时光,前一次是她和咸丰的浪漫传奇,这让她生下了同治,如今,这第二次快乐时光也像第一次一样,悲伤地结束了。她的儿子在10岁之前完全不受控制,就连他的皇叔恭亲王、惇亲王和醇亲王也没法驾驭他。在慈禧和慈安面前,同治总是小心翼翼地表现得孝顺而温驯,她们就这样被他给骗了,她们对同治的感受和其他人的所见所闻完全不同。即使慈禧希望以不同的方式来培养同治,也会遭到慈安的否决,慈安在所有的家庭事务中都是绝对的权威。作为同治的生母,慈禧一开始就想给他以强有力的保护,但她最终所面对的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就是:她的儿子已经成了一个畸形的怪物。她从来没有透露过:自己是否认为同治的死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当他死的时候,她流下了眼泪,而不仅仅是哀痛。
两宫皇太后非但没有平静地引退,相反,还让她们自己卷进了一次选择同治继任者的政治危机的漩涡中心。同治并没有将继任者提名放在一个密匣中,也没有来得及将国事直接委托给他的皇叔们,这就更不用说阿鲁特皇后和其他的亲王们了。在即将到来的这几个月里,必将充斥着比平常更多的阴谋和暗杀。
【译注】
1倭仁(1804-1871),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河南驻防。道光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中允、侍读学士、大理寺卿、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同治初年,任文渊阁大学士,反对洋务派设立同文馆和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成为顽固派首领。同治十年卒,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文端。
2这是旧时最通行的一种描红字帖上的一段话,虽说文句似通非通,但因其笔划简单、容易识记,而被用作儿童发蒙识字的最初的课文。文中的“孔”字在明以前作“丘”。
3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二章第2节《帝王生活》。
4同治三年三月初七上谕,《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十五册(同治四年)第11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5此事《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董贤》中有记载:“贤宠爱日甚,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
6崇绮(1829-1900),字文山,姓阿鲁特氏,原为蒙古正蓝旗人,后升隶满洲镶黄旗。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中状元。十一年,诏册其女为皇后,锡三等承恩公。历迁内阁学士,户部尚书,热河都统,盛京将军,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职。
7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上谕,《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二十二册(同治十一年)第2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8阿鲁特氏的祖父,即大学士赛尚阿(?-1875),字鹤汀,蒙古正蓝旗人,阿鲁特氏,是清朝著名的蒙古族大臣。1852年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师镇压太平军,不利,剥职逮京治罪,论大辟,籍其家,未几释放出狱,发往直隶。
9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上谕,《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二十二册(同治十一年)第2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10镂斐迪,即弗雷德里克·费迪南·劳(Frederick Ferdinand Low 1828-1894),美国政治家、外交官,1869-1874任驻华公使。
11艾忭敏,即本杰明·帕克·艾弗里(Benjamin Parke Avery 1828-1875),美国外交官,接替镂斐迪出任驻华公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