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想要点什么？”她问道。
我抬头看看乘务小姐——疲倦，厌烦，尽量表现得礼貌。她推着发放饮料的手推车来到我身边，“我要一杯无糖可乐吧。”我说。
“哦，对不起，十排以前就拿完了。”
“姜汁汽水有吗？”
她的眼睛扫过手推车最上面的那些空罐子，“嗯，”她支吾着说，然后弯下腰，把车上的抽屉一个一个地拉出来，“对不起，也没有了。”
“我们把问题简单化吧，”我努力挤出一丝微笑，“你有什么？”
“您想喝西红柿汁吗？”
西红柿汁里混了很多伏特加酒和一些芹菜汁，“还有别的吗？”
“还有一瓶雪碧。”
“那就没别的选择了。”
她花了一秒钟才明白我的意思是：“好吧，就喝这个。”
她给我倒了一杯雪碧，还递给我一小袋椒盐脆饼干。她推着手推车离开了，我端着我的雪碧，如果使劲眯着眼睛看那些不断冒出的气泡的话，看起来还有点像诺拉此时在头等舱里可能正在喝的香槟。
我往嘴里扔了一块饼干，试着活动了一下双腿。前面放饮料的搁板放下来后，双腿似乎没有存放的空间了。下肢的血液停止循环只是早晚的问题。
真的呢，在那一刻，我发现这次任务有个特点。一言蔽之： 狭窄。
狭窄的办公室、狭窄的公寓、机舱最后一排狭窄的座位让我不得不随时都闻到身后狭窄的卫生间里传出的阵阵臭味。
但也不是什么都糟透了。
在飞机上跟踪人的惟一好处就是用不着担心会把人跟丢了。在距地面35000英尺的高度，没有人能从侧门溜掉。
我顺着走道上昂贵的蓝色帘子看过去，尽管诺拉几乎不可能回头，也不可能和末等舱的人打交道，但我仍然是脚尖着地，不敢放松警惕。
虽然我连脚尖都已经感觉不到了。
早在威斯彻斯特机场的时候，我就叮嘱自己在飞机起飞前一定不要让诺拉在人群里发现我。哦，她也许在人群里瞥见了我，可是她一定认不出我。除了头上戴了顶红袜队的棒球帽，我还专门架了副黑色太阳镜，一身慢跑装，脖子上还挂了根黄金链子，更夸张的是我还在嘴唇上粘了假胡子。一张《每日周报》距脸不敢超过12英寸，我让自己彻底“隐姓埋名”。
诺拉还不知道她在飞机上还有我这个伴儿。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当然，我不知道的问题还在脑海里盘旋。
她在波士顿有什么秘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