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应该为光绪皇帝这位一流叛逆者留有一席之地。他宣布，一个人的可用与否不能以此人写一首诗的能力或此人书法的高妙为准，这使文人学士们从头凉到脚。这太过分了。文人学士们指出这位皇帝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也许会废除筷子剪掉辫子。
——劳恩斯维尔·魏德迈《中国的门户开放》
光绪即位那年，北京发生了一场极大的灾难，天坛——最大的皇家寺庙，皇帝登基、悔过、祈祷和为五谷丰登谢恩的地方——被雷电击中，夷为平地。皇帝在这里祭祀时，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作为国家的大祭司，他是为他的国家祈祷，并不是为他个人。这座庙宇里面没有偶像，他直接向最高的上帝祈祷。所以当老天爷不是降下甘霖而是发下穷凶极恶的闪电将天子用于祈祷的庙宇摧毁时，百姓们惊慌失措了。
妇女们苍白的脸、男人们惴惴不安的点头、我们的儒学教员的压低了的声音，都说明了他们对此事的关切。这里有一个小孩被一个女人扶上了皇位，他跟大行皇帝同辈，无法将后者当作祖先祭祀。这既非皇帝本人之福，也非国家之福。所以小皇帝光绪就在一片凶兆之中开始了他的统治时代。
就在光绪名义上控制朝政的九年里，一系列可怕的灾祸降临了这个国家：旱灾导致的饥荒、黄河溢出引起的水灾、同日本进行的战争、欧洲国家对疆土的侵吞，而各港口城市英文报纸还天天出现大意是由列强瓜分中国的社论。不仅如此，光绪也没有子嗣，他并无给皇位提供继承者的希望。
对中国人来说，时间和季节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元旦那天发生的任何不祥之事都预示着祸殃。我的一个朋友陈先生是违背他母亲的意愿成为基督徒的，他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姑娘，恰在元旦那天出生。他母亲摇摇头，看上去很不安，说是除了灾祸再也不会有别的东西上他的门了。他的第二个孩子是男的，可老太太又摇摇头，叹着气说元旦那天第一胎生了个姑娘，单靠一个男孩是消不了灾的。直到他连着生了六个男孩，她心里才踏实了。
1898年元旦那天发生了一次日食，向皇上预示了灾祸之警。那年夏天，他开始了他伟大的改革。到九月份，慈禧太后控制了国家事务，光绪被囚禁了起来，从此再未重登宝座。他的囚所就是他的冬宫。他一连许多个月被囚禁在某个小岛上一所仿佛镀金鸟笼的房子里，由慈禧太后的太监看守着。看守的人每天一换，以免他们同情这位不幸的君主，想出办法帮他逃走。每天看守的人换过之后，连通小岛和陆地的吊桥就被扯起，使得皇上只能在他宫室兼监狱前的院子里漫步徘徊，或是坐在俯视荷花池的朝南的平台上等着，希望着，也许还预期着，他向康有为的最后一次呼救——其中说道：“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国求救，不可迟延。”——会带来什么结果。囚禁光绪的瀛台
这场监禁是否妨碍了皇上的健康，没法说得清楚，但从一开始他就被作为病人对外亮相。随着邸报上一次次说起他健康状况恶化，外国人开始担心太后的用意是想除掉皇上，于是向政府施加压力，使清政府不得不同意让法国使馆所属医生进宫去给皇上作检查。他发现光绪没什么大病，只要透透新鲜空气、锻炼锻炼就会好的，向政府保证道完全用不着紧张。从那时以后，我们就不再听见他病情危急的消息了。
政变之后没多久，有一天一名太监冲进我们的大院，他脸上划破了，流着血，跪在我面前如捣蒜般磕头求我救他性命。
“出了什么事？”我问。
“唉！让我入教吧！”他恳求道。
“你为什么要入教呢？”我问道。
“为活命。”他答道。
“可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我一面扶他起来一面催他说。
“您认识那跑您这儿来买书的太监吧？”他说道。
我对他说我的确认识。
“唉，”他接下去道，“我俩是好兄弟。太后把他罚去充军了，他给皇上买的书全让烧了，我也迟早要掉脑袋。让我入教吧，这么着能保住性命。”
我所能做的只是告诉他这与教会无关。再谈了一会儿之后他就走了，我从此再也没见过他。
皇上呆在他那孤独的小岛上，日复一日地收到邸报，一次次获悉他那梦寐以求的改革在他那威严的姨母旨意下化为泡影。更使他受不了的是，这些撤销新政的诏书常常是以他自己的名义颁布。到他被带去接待来宫廷里的外国公使时，他所有的改革中除京师大学堂和各省的学校之外，几乎什么也没留下了。所以他的沉默和沮丧也就不难理解了。即使他得到的这一点自由，也不知是如何保证了又保证一定要规规矩矩才换来的。
至此为止，除了普鲁士的亨利亲王之外，没有其他外国人见过慈禧太后，但这一回接见公使之后，她决定再接待外国公使的妻子们。她做出这一新举动是出于什么动机，让人无法猜透。她有可能是想弄清楚外国政府会怎样对待她这个据说是不事声张地废黜了他们的“皇帝好朋友”——使节就是向他派出的——的人，也有可能是她希图凭借这一外交手腕赢得对她作为政府首脑一定程度的承认。至少她可以知道自己是被怎么看待的。
接见异常成功。她喝茶时向七位前来觐见的公使夫人肯定地说：“咱们都是一家子。”她们被这位女主人和蔼可亲的态度迷住了。而且至那时为止，她的一生中从未发生过任何可以表明她的情感不真实的事。正如马丁博士所说，一直到戊戌政变，“她自己都是以进步的思想著称”。“不会有人能够否认，”丹比上校说道，他第一卷里所叙述的那些“改良和进步”“主要是得力于摄政太后的权力和意志。在她的全部生涯中，一直到这一阶段，她对她的人民都是善良和仁慈的，而对外国人则是公正的”。从她1900年出逃后的回銮直至她死亡那段时间内，她成了坐龙椅的伟大改革家之一，即使也许不是最伟大的。于是从情感的角度来看，人们不由自主地希望可以将她从1898年到1900年所做的许多事情忽略掉，而从维护事实的角度上看，这些又是不能不正视的。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她是因为外国人对她的疆域的侵占，因为迷信的的拳民及其头目的胡言乱语，因为想保住她的国家，因而被逼无奈才出此下策。
她囚禁光绪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悬巨赏捉拿他的谋士康有为，死活都要。既然没有逮到康有为，“她就逮捕了他的弟弟康广仁。康广仁和另外五位品格高尚而又爱国的年轻才俊之士在9月28日被砍了头，临死之前他慷慨激昂地说，杀他们不难，但他们一死，千千万万个志士仁人会继他们而起。”一位曾在这些人被绑赴刑场时亲眼目睹的年轻中国朋友告诉我——
“那场面无法描述。那五个年轻的维新人士（在说了以上引自史密斯博士的那几句话之后，）痛骂慈禧太后和保守派，骂得叫人胆战心惊。”谭嗣同康广仁
我先前说起过上条陈而导致礼部的全部尚书侍郎革职并间接导致皇上倒台的礼部主事王照，写这份条陈之前某一天，他上我家来过，请何德兰太太去给他母亲看病。他母亲病好之后被他送到了上海。政变时他没来得及出城，躲了起来。这事过了些天之后，有一次一辆遮得严严实实的马车来到我们家门口，他从上面走了下来，叫我们大吃一惊。我们对他仍在北京表示惊讶，问道：
“太后停止搜捕你们这些维新人士了吗？”
“还没有。”他答道。
“她在干什么呢？”我们问。
“她杀了几个人，别的充军，把许多人赶得离京师远远的。还有些人不得不亡命国外。”
“皇上知道这个吗？”我们问。
“那是自然，”他答道，“每个人都知道，他怎么会不知道。”
“这样的话他关在那里就更加不好受了，”我们说道。
“谁说不是呢。”他回答。
“城里普遍担心就是皇上自己也会被除掉，你怎么看？”
“谁知道？他在宫里除了珍妃就没有贴心的人，我还听说珍妃也像他一样给关了起来。皇后又是和她姑母慈禧太后一路，现在太监也都是太后的人。去宫里上朝的都是守旧一派，心也不向他，可我捉摸着他们也未必会真见他的面。”
“你认为他见过那些以他的名义颁布的诏书吗？”
“没这事。那是守旧派和太后背着他颁下的。”
“你想怎么样呢？”我们问道。
“我只要一有机会可以安全离开，就去上海。”他回答。
这一年还未过去，慈禧太后就不知是被人说动了心还是被逼无奈，挑选了一位新的皇帝。因为有以下一些理由，使人很难相信这出自她自己的主意。首先，被选中的孩子的父祖都极端守旧。我们不得不相信，由于她已将自己置于保守派的掌握之中，这与其说是她的选择，还不如说是他们的。其次，当她发现她为了让皇位在自己家族之中延续下去而挑选来登基的自己外甥因为跟她已死的儿子是平辈而不能将他当作祖先供奉，因而也就不能合法地占有皇位时，肯定从此以后就感受到一种屈辱，虽说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也并非绝无仅有。
如果说她感受到了屈辱，那么被她囚禁起来的光绪皇帝所受的屈辱要多许多倍，因为他不得不目睹一份以他的名义下达的诏书，说什么他因为自己已经没有产生子嗣的希望，就请求慈禧太后挑拣一名合适的人选来承继他的前任同治，从而将他自己从皇帝世系之中剔除了出去。从她以后的行动也可以看出这事并不是她的主意：她刚刚重新获得自己的权力，就杷除荣禄之外的大保守派都赶走了，在自己周围换上了进步的官员。她还驱逐了端王的儿子溥俊，而且在临死之前选中了她妹妹的孙子，在以下的诏书中宣布由他承嗣她的儿子，并兼祧光绪皇帝：“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这与慈禧太后除那糟糕的两年之外的一贯性格和做法非常一致。
1899年，随着光绪被剥夺了皇位，许多诏书的字里行间露出他不久就将为端王的儿子所取代之意。外国公使们的神情又开始严肃起来，他们公开地谈论自己对光绪的日子已经无多的担心，一再要求进行通常的元旦觐见。遭到幽禁的君主又一次被带了出来，坐在宝座上接待他们。但外交官的夫人们请求觐见时就被拒绝了。因为慈禧太后正忙于国事，不能分身。她那舞刀的义和团员时正在认真地考虑朝廷是否要跟拳民们合成一气，把所有的洋人和洋货都赶出中国。
有一位福晋告诉何德兰太太，下定这个决心之前，慈禧太后把铁帽子亲王和宗室亲王召进宫里，跟他们商议怎么做更好一点。她坐在那里，与他们面对面，皇上和端王站得离宝座很近。她向他们解释了外国人的危害，如何渐渐地攫取了一块又一块的中国疆土。
“如今咱们有了这些忠义之民，”她接着说，“说是刀枪不入的。该怎么办呢？咱们要不要招抚了他们，一起把洋人全都赶出中国呢？”
接下去迷信、没有文化，对洋务又一无所知的端王作为大阿哥的父亲发言，他说道：
“臣见过拳民操练，听到过他们念咒，相信他们准能办成这件大事。要不杀了洋人，要不把他们赶了出去，从今往后谁也不敢再来，咱们也落得清净。”
然后铁帽子亲王们发表他们的意见。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对外国和外国人知之甚少，而未来皇帝的父亲端王又把话说到了那个份上，所以就都不愿发表相反的意见。但肃王是个性格强烈的人，对洋务又极为熟悉，不喜欢人云亦云，轮到他发言时，他激烈地反对这种做法。
“这些拳民是什么人？”他问道。“他们领头的是什么人？这么一群乌合之众，就敢说能杀败洋人的军队啦？”
端王答道他们“念动咒语就能呼唤天兵天将”。
肃王将这种迷信斥之为儿戏。但他跟端王又争论了一通之后，慈禧太后告诉他她曾将他们召到宫里来过，亲眼目睹过他们的神技，他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
有了肃王的前车之鉴，亲王们或是赞成，或是不置可否。最后慈禧太后征求庆亲王的意见，他回答起来就较那些年轻的亲王们圆滑得多：
“臣以为这个事儿十分危险，不敢赞同。不过太后要一定主张招抚拳民，臣愿意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
一位主持总理衙门达二十五年之久的亲王尚且对这么大的事如此懦弱地不敢公然表示反对，慈禧太后被牵着鼻子搞了拳民运动那种蠢事也就毫不足怪了。
“那次没让光绪皇帝说话，”那位福晋说，“可他见统领义和团的那两个亲王得了势，眼泪就出来了，走了出去。”
类似的会议宫中还举行过两次。这种时候皇上都恳求他们不要同外国开战，他说道：“洋人无论财力兵力都强于咱们，士兵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开战必败，败了连讲和也不能，国家就给瓜分了。”但他的苦苦哀求根本没人听，会议结束之后只得回到他那小岛上，一连八个星期不得不坐在那里听格格格的枪声、轰轰轰的炮声，以及乒乒乓乓的鞭炮声。拳民们似乎希望用噪音来消灭外国人。他研读过那些书之后，一定感觉得出来，这只能给他的人民带来灾难。义和团运动
联军攻下北京之后，皇上被提出囚禁之所，不得不跟着朝廷逃亡。
“现在你对你那些刀枪不入的拳民怎么看？”当他看着他那位威严的姨母剪去长指甲、穿上蓝布衫，打扮成民间仆妇的模样钻进街上普通的马车时，人们不由得想像他会对她这么说。“当初要是肯听我和许景澄、袁昶的话该多好，倒反把赤胆忠心拼命想救国的人给处死了。你那些个守旧派又怎么样呢？能把他们当作国家栋梁依靠吗？”或者别的“我早说过”之类的话。
慈禧逃亡图他们流亡西安期间，诏令继续以他的名义颁发出来。随着事情开始有所好转，联军坚持废除排外的端王和他儿子的一切权利并将端王永远流放，皇上看上去很有希望恢复他的皇位。但使人失望的是，条约的制订者仅仅满足于“诸国钦差大臣觐见中国皇帝礼节亦应一律更改”这样的条款，结果1902年朝廷回銮之后光绪皇帝仍然是一个囚徒。
每一个写过觐见慈禧太后一类文字的人都说“皇上坐在近旁，不过比她稍微低了一点”，但从未有人说出这是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不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宫里的囚徒，要让他们看见他离宝座不远，可又不能让他们跟他说话。公使们的致辞是由跪在地上的大巨们传达给慈禧太后的，答辞也是这些大巨作出的。虽说皇上的健康状况似乎很好，但没有人注意他。朝政的重荷仍然由太后代他承担，仍然由她“训政”。
“我见过皇上许多次，”何德兰太太告诉我，“许多时间里光绪皇帝都在场。我们每次在宫里时，皇上都陪着太后——不是在她身旁，而是落后几步。她坐下后，他总是离着几步在后面站着，除非她叫他坐下，从来不敢坐。他面容清秀而高雅，穿着深色的长衫。他是个孤独的人，与阿谀奉承的太监、聪明伶俐的嫔妃和珠光宝气的太后在一起显得毫不起眼。没有一个大臣在他面前叩着头压低声音颤颤抖抖地说话，惯于奉承讨好的太监到他面前也从不跪下。相反，我一次次看见他被太后这帮工于谄媚的仆人挤得靠在墙边上。
“有一天我们在宫里时，一个人高马大的太监站到皇上面前，把他完全挡住了。我看见光绪的手伸到那人肩头，默默地将他拨过来，让他看看他是站在谁的面前。当光绪抬起头来看这个身材高大的仆人时，脸上并无愤怒的迹象，只显出一副温和而可怜的笑容。我以为那人一定会在皇上面前扑通跪下的，没想到他只往左边挪了几英寸，依旧直挺挺地站在他前面。在宫里我从未见过有人向皇上屈过膝，除非是在外国人问候他或向他告别的时候。而大巨们和太监们每次跟太后说话都要跪下。这些事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第一次见过光绪皇帝之后，他那双可怜而深沉的大眼睛在我面前有好几天久久不去。我无法忘掉它们，我决心只要有机会就对他说几句话，让他知道全世界的人仍然在希望他能将他所开创的伟大改革继续下去。但他被监视得很严，我从未发现和他说话的机会。而我们在宫中的全部时间里，他也从未跟客人、嫔妃、慈禧太后或是侍从说过话。
“有位公使告诉我，有一天召见之后，太后和皇上已经下了丹陛，太后正跟他的一位同僚说着话，他因为皇上离得不远，就对皇上说了句什么。太后立即打住了跟刚才那人的话，代皇上回答了他。
“有一次宫里只有我们四个人，都舒舒服服地坐着，皇上站在太后后面几步远的地方。她谈起了拳民运动，为损失了她的长指甲和她所找到的各式各样吉祥葫芦而惋惜。皇上很可能是听着这场没有他的份的谈话听腻了，静悄悄地出边门去了戏楼,当时那里正唱着戏。有一会儿太后并未觉察到他不在，但当她一发现他已经走了，脸上马上显得很是焦躁，转过脸去声色俱厉地问总管太监李莲英道：‘皇帝去哪儿啦？’太监们急忙东奔西跑起来，被差到一处一处去问。过了一会儿他们回来了，说他在戏楼那里。焦躁的表情这才像乌云见太阳一样从她脸上散开了——有几个太监于是就留在了戏楼。
“我听说有时太后邀请皇上和她一起进餐，这时他不得不跪在她的餐桌前，只能吃她给他的东西。这种荣誉他并不企求，不过也不敢拒绝，因为怕惹她不高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