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最终在一个女人身边留下来，不会是因为她的美貌和年轻，也不会是因为她会说甜言蜜语，而是因为真实的爱。爱不是一场激情约会，也不是物质的堆砌，而是风雨中我们曾一起走过。
妇言
我和丈夫都是1963年出生的。我们年轻那会儿如果有“小资”这个词儿，那丈夫就是一个“准小资”。他身材挺拔，面貌俊美，性情温和，不酗酒，不嗜烟，喜欢穿白衬衫，爱读小说，喜欢古典音乐。他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很清新，没有一丝污浊感。他的思想浪漫、多情、富有幻想。××爬过墙头——别人想到的是“虫子”，而他想到的却是“情人”。
我那时是个记者，他在一家国企搞宣传工作。我是到他的单位采访时认识他的。当时我只知道他很有文采，写了不少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对于这一点，我是丝毫不感兴趣的，因为我身边都是写文章的人，他们或相轻相诋，或恃才傲物，啥德性的都有，我挺烦的。后来我对他产生好感就是因为他的那种“小资”风格。在那个不懂得浪漫的年代，他给了我梦想和激情。
我工作优越，相貌不俗，家人总觉得我嫁给他有点亏，他们希望我能嫁个机关公务员什么的。但爱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不顾家人的反对，与他如火如荼地爱着。
他虽然不在文化单位工作，但他的气质和风格是个准文人。他那么富有生活情趣，跟他在一起，我觉得生活很轻松，很纯净，没有世俗的纷争和压力。
当然我除了欣赏他的风度，更看重他的才华、品质以及有待挖掘的诸多潜质。我觉得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纪实作家，而丝毫没有想到多年以后他会成为红男绿女所追逐的款爷。
那时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和我一样在报社工作。我借助多年在新闻单位经营的人际关系使他梦想成真——他被调进一家杂志社做编辑。从此，我们夫唱妇随，琴瑟和鸣。
进入商品经济时代，文学青年越来越少，老板越来越多。他不再钟情书斋，对舞文弄墨失去了兴趣，整天与一些做生意的人混在一起，千方百计寻找发达的机会。我劝他要耐得住寂寞，坚守文学阵地。后来那家杂志社经营极其惨淡，竟到了无法开资的地步，我便没有阻止他弃文经商。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
由于他有头脑，朋友多，生意做得很顺。他成了家的过客，每天应酬不断，几乎每晚都在酒店吃饭、唱卡拉OK。那时最火爆的曲目是《新鸳鸯蝴蝶梦》，里面有一句歌词说：“由来只闻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男人女人每唱到这一句都声情并茂。我不曾怀疑丈夫，我觉得我们的感情经得起考验，而且丈夫是有钱男人当中的“真品”。他欣赏智慧女性，鄙视“绣花枕头”或“花瓶”式的女人。
作为知识女性，我不会像有些女人那样把自己放在贤良之列，然后将丈夫身边的所有女人都视为“狐狸精”。那是一个各方面都不错的女孩子，丈夫是在生意场上认识她的。他们一见钟情，爱得忘乎所以。爱到深处不能离，丈夫就向我提出离婚。他这样对我说：“你知道，我是一个沉稳的男人，绝非轻浮之徒。我绝不是单纯追求肉体的快乐，我很清楚我和她的交往是不正常的，是很危险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到自己从肉体到灵魂都和她结合在一起……”安安静静地听着丈夫对一个女孩的深情剖白，我的心早已碎成万片。作为一个有身份、有孩子的中年女性，我已经失去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烈，并有了诸多如“聪明的人是不追求完美”的灰色人生哲学。面对丈夫递上来的《离婚协议书》，我说：“在离与不离之间，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样选择第三条路，那就是暂时分居，你可以像夫妻一样与她生活在一起。
经过实际生活，你才能知道她究竟适不适合你。我们毕竟是十几年的夫妻了，即便离了，我也希望你有一个好的归宿。如果她不适合你，你还可以回来，我很珍惜我们的家。”对于我这个建议，他很感激。然后他问我怎么跟孩子说，我说，你放心吧，这些事我会处理好的。他迟疑地走近我，拍拍我的肩，这一拍，我的心翻江倒海似的难受。当他收拾好衣物离开家时，我的泪如决堤的江水涌出。
也许有人说我傻，将丈夫拱手相让。其实我明白，女人在丈夫外遇这件事上一哭二闹三上吊，只会招来男人更大的厌恶和更快的遗弃。婚外恋就像弹簧，外力压得越紧，它的反弹就越强。对于一些男女来说，如果没有了偷偷摸摸，就少了乐趣。
总有一种感觉，我不会输给那个女孩子，虽然她比我年轻、漂亮。
我告诉14岁的女儿，爸爸到外地工作了，短则几个月，长则一年。我没有向任何人说我和丈夫的事，这使丈夫没有一点压力，全心投入新生活。我努力将日子过得心平气和。我明白，女人的救世主不是男人，而是自己。女人一定要自立，在经济上自立，在精神上自立。这几年，我在经济上做到了自立，却在精神上一直依赖着他，把他当成自己的一片天。如今，天塌了，我要自己撑着。
从前，婚姻生活带给我的满足和安逸使我丧失了创作的激情。如今，孤独使我思想丰满，精神上的痛苦擦亮了我的笔，我开始了创作。
也许每一个有创作力的人，都经过某种程度的禁欲，玩乐风流的人必然会感受到创作力的衰退。我用了一个月时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并很快得以出版。女人只有不断地创造，才能达到宠辱不惊的境界，才不再为男人“移动”的心而自我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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