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父亲和我每天早晨都开着他那辆棕色的小丰田卡车去工作。卡车已经行驶了超过三十万公里，可他仍然每天开着去上班，虽然他还有其他五辆车，包括一辆新一点的卡车、两辆SUV越野车和一辆1980年产的莫里斯汽车制造厂出的敞篷车。他曾驾着这辆敞篷车开遍这个国家。我们坐的这辆卡车是他最喜欢的，他会一直开到它的引擎发出劈啪声直至报废，它所有的零部件都掉落下来，到它再无法开。
父亲节那天，我给他买了件白色T恤，上面印着一辆棕色小卡车，下面写着“生活真美好”几个字。——因为这是他喜欢说的话，有时候在信尾这样写：我爱你，萝拉莉，你开心我就开心——你在一千个方面都是不同凡响的——生活真美好——永远爱你，你的爸爸，或者当他坐在毛伊岛（那里有他的第二个家）海滩上他那张经常坐的椅子里时会这样说。
那个夏天，有时候我星期五不上班，便会跟爸爸到他办公室去。我们从法院的后楼梯走上去，走过过道，经过其他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的身边，父亲会自豪地介绍我是他女儿。
他的办公室在法院的最里面——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充满阳光，里面有张橡树办公桌。他坐下来查看那天的案子，我则坐在他办公桌旁边的一把扶手椅里。他递给我一只上面刻着他名字罗伯特·J·摩根的木头纸夹笔记板。他见我坐在椅子里，在笔记板上写东西，微笑着说：“你喜欢那笔记板吗？你可以拿去。我从不用它。”他不会知道拥有上面刻着他名字的这块笔记板对我意味着什么。那个名字，我知道了那么久，也想过了那么久，但却不知道名字背后的那个人。而现在我拥有了上面刻着他的名字的这个坚固的东西——这是个证据，我有一个父亲，一个爸爸，他了解我，爱我。打那以后，我一直用那块笔记板，甚至有一次搬家时上面的弹簧断了以后还在用。
跟父亲的见面就好像十九岁时获得了重生。我带着要了解要去充满的往日生活，重生为父亲的女儿。对我们彼此意味着赎回：他作为父亲被赎回，我作为女儿被赎回。我们交流的每一刻彼此都意识到这点。一个令人惊异的第二次机会，他在六十岁重生，我在十九岁重生。
夏天早晨我们在路上时，父亲跟我讲了很多有关我的新家的历史……
* * *
1937年2月，父亲第二个生日过了两个月，他就被诊断得了肺结核。他和比他大一岁半的哥哥诺曼一起被送进了纽约州洛克波特的尼亚加拉疗养院。洛克波特在布法罗以北二十英里，尼亚加拉大瀑布以东二十英里。那是幢黝黑的砖房，有几层楼，政府盖的，四周树林和果木环绕，有鹿群和啄木鸟出没。他们的父亲，我祖父，诺曼·惠特尼也得了肺结核，早已经在这座疗养院里了。父亲的哥哥四年后离开了疗养院，其时已经七岁。但父亲又呆了五年。那儿是他所记得的十一岁前惟一的家。那年他也离开了疗养院。
父亲住在一间有六到十二名男孩的病房里。他们的小床之间隔开六英尺。每天早晨他把自己的衣服跟其他男孩的衣服一起挂在公共淋浴室中间的旋转木马上。对他来讲，护士们就跟家人一样。她们很友善，为他的健康担心。他的一日两餐跟拌着调味油的番茄汁一起由人端到床头。他跟我说自己不清楚那样吃法是否有用，但他很肯定他们都不喜欢吃。
每天上午他们从九点半到十一点半要上课。然后吃午饭，接着被命令卧床休息作为每天的“治疗”，睡到下午两点半。父亲讨厌困在床上，他渴望到外面的游戏场玩，玩跷跷板，或者打球。他们的“治疗”后，孩子们再上一小时的课。爸爸认为自己的书写受到了影响，因为他直到六年级才正常上学。不过他说也许不是这个原因，也许有的人的字天生就写得好。
每天放学后有人给他量体温。最后他终于可以到外面玩一小时，只要他“没有发烧”。要是他的健康状况很不错，那么游戏场、球场、苹果树林、一大片一大片的葡萄藤等都等着他去玩。在冬天，他还可以坐雪橇，那是最好玩的。要是有热度，他就被送上床，不允许到外面去。有好多回，他哥哥病得很严重，不能出去，他就只能一个人在外面玩。
有些男孩跟我父亲一样得了肺结核。其他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男孩，得的是骨结核。这些男孩中有的只能躺在床上，用父亲的话来描述，一根绳子和一头用沙袋系住当重物的滑轮把腿朝外拉直，这样腿可以生长。现在爸爸思忖着那样是否确实起作用。有的男孩得了脊椎结核，无法动弹。他们没法多走路，走路也要撑着拐杖和垫高的鞋子。他们躺在担架上，担架的中间弯曲着，可让他们的脊椎伸展。
有时候父亲和他哥哥到儿童楼连着的成年人疗养院去看望他们的父亲。有一次去看望时，他们的父亲坐在轮椅里，藏在门后的角落里。他们径直走过他却没看到他。他用滑稽的声音说道：“你们两个家伙去哪里？”他们吃惊地回过身看去，他微笑着，把兄弟俩拉到了膝头。父亲记得他父亲不停地咳嗽，经常把痰吐进随身带的零钱皮夹里。医生取下了他的几根肋骨，这样他呼吸可以更容易些。
他七岁那年的一天，我爸爸问护士什么时候可以去看他父亲。护士对他说：“啊，宝贝，他再也没病了。”爸爸明白了。他知道自己父亲生着病，可从没想到他会死去。“年纪那样小，你是不会往那里想的。”他对我说道，“我接受了这个事实。我接受了他生病然后离开了的事实，他再也不用忍受病痛的折磨了。”当时没有用来治疗肺结核的抗生素，一直要到两年后，即1944年，人们才开始用链霉素。“当时举行葬礼了吗？”我问爸爸，他回答说：“嗯，我不知道。我妈妈告诉我他是被火化的——那个年代这是很少见的。没有多少人是被火化的。我想没有举行葬礼。”我爸爸对他的亲生父亲只有很少一点记忆。
父亲在疗养院过得非常开心。那是他的家。他年纪还很小，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不过他记得有时候突然停电，他会感到害怕。
我祖母在祖父去世一年半后又结了婚。祖母的新丈夫约翰·摩根是这家的朋友，经常开车送她去探望第一任丈夫以及我父亲和他哥哥。他很善良、慷慨，待人无微不至。此后不久，他收养了这两个孩子，把他们视为己出。
疗养院的其他一些男孩子对家为何物比我父亲有着更多的了解。他进疗养院时还很小，记不得在家里呆过，他的父母住得太远，他无法去看他们。“我们说起要回家，”我爸爸对我说，“那像个梦——一个天堂——可我们仍然谈论家。”
1946年8月，二次大战已经结束一年了。我父亲身体康复，在过了九年以后，终于可以回家了。他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人们在谈论允许他回家已经有差不多一年了。在他确实要走的那天，他产生了一种可能要出点什么事的感觉，他不是真的被允许离开的感觉。那是个艳阳高照的日子。他的养父开车来接他，可他妈妈没来，因为她已经到了怀孕后期了。他跟大家道别，所有的孩子都对他说：“你真幸运！”他们开车回约八十英里外位于宾夕法尼亚布拉得福德的家。不过，那个时候，这段路开车要开几乎三小时，因为没有高速公路，只有曲曲弯弯的小路。他到了家，但起初他觉得那家不是真的。他回到了家。可什么是家？他快乐地等候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