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顿正在与士兵们进行通常的闲谈，赞扬他们的勇敢精神和业绩。 但凡是熟悉巴顿的人都发现，他神情紧张，不像往常那样热情诙谐。突然，他发现一名未受伤的士兵住在医院里，顿时变得冷酷无情。 此人叫保尔？贝内特，患有“炮弹休克症”。 他缩成一团，哆哆嗦嗦地回答巴顿的问话：“我的神经有病，我能听到炮弹飞过，但听不到它爆炸。 ”说罢便哭泣起来。
巴顿勃然大怒，大声叫骂：“他妈的，你的神经有毛病，你完全是个胆小鬼，狗娘养的。”接着，巴顿打了他耳光，吼道：“你是集团军的耻辱，你要马上回去参加战斗，但这太便宜你 了。 你应该被枪毙。 事实上，我现在就要枪毙你!”说完，巴顿抽出手枪，在他眼前晃动。当巴顿走出病房还在向医生叫喊，要他们把狗杂种送出医院去。
以上便是打耳光事件的来龙去脉。总之，巴顿之所以采取这种粗鲁幼稚的举动，从而酿成了他的个人悲剧，除了他自身的严重缺陷之外，主要是由于他所承受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太大，远远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和忍耐力，使其心理的天平急剧倾斜，最终完全失去了控制，导致了他歇斯底里大发作，使其性格中的所有弱点均暴露无遗。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对于巴顿的粗鲁举动有直接影响：他对“战争恐惧症”问题缺乏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战争恐惧症”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才真正得到了医学界的认可。 医学家认为： 在战争中，所有的人都会在勇敢与胆怯之间摇摆。 当出现轻微的恐战迹象时，短暂的休息就可以使人得到恢复。 但如果神经紧张超过了限度，任何人都会垮掉。 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一般说来，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和教育良好的人要比智力低下、心理失衡的人具有更强的控制恐惧的能力。 因此，对待“战争恐惧症”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特别是高级将领。 对于部队，他应该采取科学的办法保持和提高将士们的战斗精神。 对于患有战争恐惧症的人，轻者，应遵照医嘱使其得到必要的调整，重者则必须尽快送医院，这一方面可以使病人及时得到医治，另一方面又能防止恐惧情绪在军中蔓延。 但是，巴顿的军旅生涯植根于第一次世界
大战之中，他明显地带有那个时代军人的痕迹和偏见。 他认为，一个军人必须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不能表现出丝毫的动摇和怯懦，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垮掉了，那么他就是个“上帝诅咒的胆小鬼”。 在他的眼中，在战场上畏缩不前和开小差的人都是军人中的败类，对他们
采取严厉的惩罚是为了把他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因此不仅是公正的，而且是人道的。 正是由于他采取了简单粗暴的举动，由此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几乎毁了他辉煌的军旅生涯。
“打耳光”事件发生后，巴顿内心也感受到自责，但由于战事紧张，他很快就把这件事忘掉了。但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两天之后，第2军参谋长基恩少将和军医官阿内斯特上校来见布莱德雷。阿内斯特向布莱德雷汇报了“打耳光”事件的详细经过，并递交了一份有关报告。布莱德雷对此十分震惊，忙问基恩是否还有人知道这份报告。当得知无人知晓后，马上指示基恩：“用信封把文件封好，写上只能由我和你启封，然后把它锁在我的保险柜里。”虽然布莱德雷对巴顿的做法十分反感，并有责任向艾森豪威尔汇报此事，但他选择了忠于巴顿的作法，他认为，应该遵循“不要相互残杀”的原则。
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巴顿打人的消息就传遍了第7集团军，新闻界也议论纷纷。阿内斯特上校见布莱德雷不愿介入此事，便通过其它途径把报告直接交给了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看到报告后感到既惊讶又棘手：此刻，巴顿将军正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墨西拿城，全世界都在向他欢呼，意大利战场上还有许多更艰巨的任务等待他去完成。如何在这一时刻去处置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呢? 为了慎重起见，艾森豪威尔将此事严格限制在内部范围。他指示卫生顾问佩林？朗中校单独进行一次调查，调查结果只向他一人汇报。同时，他以个人名义给巴顿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了巴顿的“卑鄙”行为，并责令巴顿：如果情况属实，必须去向被打者道歉，向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和伤病员道歉，而且还要向整个第7集团军，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地道歉。事后，有人曾责怪艾森豪威尔的这一处理方式是轻描淡写。但他们不知道，对巴顿这样一位骄傲自大并刚刚取得重大战果的将军来说，这无异于一种最严厉的惩罚。事后，艾森豪威尔立即召见新闻界的代表，通报了事件的经过和采取的措施，并诚恳地要求他们，鉴于目前的军事形势和可能在国内产生的影响，他们不要把此事透露出去。与会者接受了这一请求。
接到艾森豪威尔的信后，巴顿开始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日记中写道：“显然，我的行动太轻率了，而且对情况的了解也很不够。 我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因为谁也不能容忍装病逃避的现象存在，它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 我坦率地承认，我的方法是错误的，我将尽力改正。 ”
巴顿认真执行了艾森豪威尔的命令。 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被打士兵以及与此事有关的人员被召集到巴顿司令部。巴顿首先为自己的冲动行动表示了歉意，并同与会者一一握手。然后他婉转地解释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的一个朋友在前线打仗，因怕死而开了小差，后来后悔自杀了，“如果当时有人粗暴地对待他，打他几个耳光使他清醒，他是可能得救的”。 在场的人都对巴顿表示了谅解。事后，巴顿致信艾森豪威尔，表示悔改之意，他写道：“你对我有知遇之恩，本应为你赴汤蹈火，然而却给你惹来了麻烦，我万分悔恨、内疚和痛苦。”但他声称对那两个士兵“绝无苛刻或残忍之意”，他的目的仅仅是“设法使他们重新认识作为男子汉和军人的职责”。他再次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那位朋友的自杀事件为自己辩解，认为自己是为了“拯救一个不朽的灵魂”而“不适当地使用了这种疗法”。
无疑，巴顿说的是真心话。但他的坦率辩解却把艾森豪威尔置于极为窘迫的境地。如果按照某些人的要求去做，巴顿很可能被送上军事法庭，受到降职处分以至失去继续参战的机会。
但艾森豪威尔清醒地看到，巴顿的行为虽然是残酷而不公正的，应该给以处分，但是，巴顿已经用事实说明自己是迄今为止盟军中最出色的地面战斗指挥官。而目前，他手头用得上的美军将领寥寥无几。所以，艾森豪威尔决心要保护巴顿，他认为，这符合盟军的最高利益，也可以留给巴顿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这一决定充分显示了艾森豪威尔卓越的远见和睿智。
在公开道歉后的几个星期里，巴顿在巴勒莫王宫的官邸中闭门不出，他认为，对于一个胜利者和忏悔者来说，这是一个既适应又谨慎的做法。 直至9月初，他才在接待美国红十字会主席诺曼？H？戴维斯的访问中公开露面。 他笔直地站在讲台前，不无戏谑地对与会的官兵们说：“我想我还是立在这里，让大家看一看，我是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王八蛋! ”官兵们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气氛十分融洽。
事情到此似乎已经结束了。但11月21日，随军记者德鲁？皮尔逊违反诺言，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中披露了这一事件。由于他断章取义地利用间接得来的材料，并加以夸张，很快便在美国社会和政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各界人士纷纷给国会写信，要求国会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调查，把巴顿赶出军队，并谴责艾森豪威尔等人袒护巴顿的“罪行”。但是，美国陆军最高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对巴顿所犯的错误表示遗憾和愤怒，认为必须使他接受这一教训，改过自新。但同时，他们决心使巴顿继续参加战争，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陆军部长史汀生是巴顿的老战友，他指出，对这一事件的处理要做“严肃的军事考虑”，并明确地说，保留巴顿的高级指挥职务是“符合战争的最高利益的”。 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不仅支持史汀生的主张，而且赞成把巴顿的永久军衔晋升为准将(巴顿的永久军衔原为上校)，并竭力为他辩护。对巴顿命运最关切的还是艾森豪威尔，因为他是巴顿的顶头上司，而巴顿则是他不可多得的猛将，他利用各种方式和场合来做挽救巴顿的工作。
11月24日，应陆军部的要求，艾森豪威尔发出了关于这一事件的最全面的报告，这是有关该事件的最权威的官方文件。报告详细介绍了事件的经过和他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巴顿在改正错误方面所做的努力，然后郑重地指出：“必须记住，一方面巴顿在这些具体事件中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了解此事的军官都莫不感到气愤；但另一方面，巴顿本人爱护、鼓励并在物质上帮助士兵，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其结果是，在整个西西里战役中，第7集团军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 我亲自监督了这一事件的全部调查，并采取了在当时看来是适当的步骤，因为我相信，巴顿在任何进攻战中，都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而在这种进攻战中，作为一个集团军的指挥官具有忠诚、勇敢和一往无前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据多次给我的报告说，巴顿最近每次在他部队的士兵面前公开露面时，他都受到雷鸣般的鼓掌欢迎。 ”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巴顿仍然留在艾森豪威尔的麾下。 但是，就艾森豪威尔来说，巴顿已经达到了他的顶峰。 他后来在给马歇尔的信中说明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任何情况下，我不会把巴顿提升到集团军司令以上的职务。 ”虽然后来有了集团军群司令的空缺，但艾森豪威尔从未考虑到巴顿，即使英国人在秋天一再施加压力，要求美军加强意大利的行动时，美国军方仍不愿以巴顿取代克拉克。 对此，巴顿的传记作家H？埃塞姆愤愤不平地指出：“美国选拔欧洲战区最高将领的标准是谨慎的平庸之辈，而不是因脾气暴躁而受损害的取得辉煌胜利的人。”但艾森豪威尔有自己的道理，他认为：“巴顿具有某些令人遗憾的性格，他鲁莽、暴躁，有时容易冲动……可以让他担任一个集团军司令，我敢担保，他率领的部队肯定会所向披靡。”
征服西西里之后，巴顿的军旅生涯正如日中天，他满怀信心，准备迎接更严峻的挑战。 但是，“打耳光”事件几乎葬送了他的锦绣前程。 在随后的日子里，巴顿似乎被打入了冷宫，是在痛苦和期盼之中度过的。 此时，意大利战役正打得如火如荼，横渡英吉利海峡赴欧作战的“霸王”行动的筹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之中，而战场上的常胜将军巴顿却似乎成了局外人，被圈在巴勒莫王宫这座金碧辉煌的牢笼之中，无所事事，身旁只有一群同样百无聊赖的参谋人员。 这对于巴顿来说简直是一种嘲弄和污辱，他愤愤不平，感到命运是多么不公平。 他十分嫉妒克拉克将军，甚至希望他出一点什么差错，以便能够取而代之。
其实，盟军司令部把巴顿留在西西里是出于一种特殊的“军事需要”。 由于巴顿在北非和西西里两大战役中表现出色，已经引起了德军对他的恐惧和关注，德军统帅部称他“以精干而著称”，把他当作战场上最危险的对手，认为他是“美军中的隆美尔”。 无论巴顿在哪里出现，都会引起德军的密切注意，因为他们认为，巴顿出现的地方很可能就是盟军的主攻方向。因此，德国情报部门对巴顿的行踪很感兴趣，希望通过刺探他的活动了解盟军的战略意图和动向。 根据这一点，盟军司令部决定让巴顿虚张声势地周游地中海，以转移敌人的视线。 对于巴顿来说，这是一次带着“光荣使命”的“痛苦的旅游”。 他奉命带着10名参谋在地中海地区巡游，到处招摇过市，似乎身负某种重要使命。 他先后到过阿尔及尔、突尼斯、科西嘉、开罗、耶路撒冷和马耳他等地，名义上是视察港口和机场，为巴
顿接管这些地区做准备，并不断地把消息泄露出去。 实际上，这是一次真正的游山玩水。 从某种意义上讲，巴顿很欣赏这次旅游，它给了巴顿一生中唯一一次游览地中海地区名胜古迹的机会，古老的城堡、拿破仑的诞生地和埃及的金字塔令他流连忘返，难以忘怀。 尽管如此，巴顿仍然不能心安理得，他的心始终没有离开硝烟弥漫的战场。
1943年停战日(11月11日)那天，屡遭厄运的巴顿迎来了自己58岁生日，他十分伤感，但仍然表现出不屈服于命运的刚毅性格和职业军人的风采。 他在战士公墓参加了纪念仪式，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说道： “我认为，为我们的国家而死死得其所。 我们并不为他们的牺牲而感到遗憾，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感谢上帝，因为这些人仍然活着。 ”大约一个月以后，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 “我希望在1944年参加规模更大、战绩更佳的战斗。……命运之神将继续保佑我沿着命运之河漂流。 ”
就在巴顿因“打耳光”事件而离开战场的短暂时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经历了一场重大的转折。 在苏德战场、地中海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反法西斯同盟国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战争的主动权已经完全掌握在了反法西斯同盟国之手。 但是，退却之中的德日法西斯作困兽之斗，拼命抵抗，盟国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如何利用战局的胜利转折，进一步加强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的合作和协同作战，以便尽快击溃法西斯国家，成为摆在反法西斯同盟国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 苏联迫切希望美英尽早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迫使德军东西两线作战，加速其灭亡。 美英两国领导人也认识到：重返欧陆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1943年8月，美英两国政府首脑在魁北克会议上通过了“霸王”作战行动，决定美英部队大约于1944年5月在法国登陆，进攻德国腹地。 同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又召开了德黑兰会议，进一步讨论了“霸王”行动问题，罗斯福向斯大林保证，“霸王”行动一定按预定时间进行。 会后，盟军最高领导层决定，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这一伟大的军事行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