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证之十七
杨品贤，男，家住小彩霞街6号。当时在古乐斋商店学徒。
1937年冬天，日军进攻南京城时，他全家5口人搬进上海路豆芽桥难民区避难，目睹日军借发“良民证”的机会继续进行大屠杀。难民登记要过五关：1.光头关；2.手上老茧关；3.肩膀上老茧关；4.头有帽子印关；5.套头卫生衣关。在过这5个关上冤枉死了很多人。
日军侵占南京两个月后，就把豆芽桥难民区里的幸存者约数百人都赶到华侨路兵工署大院内，说是要发“良民证”，让难民回家安居。当时大院中摆着方桌，日本军官站在上面。台下是汉奸翻译詹荣光，桌子四周都是难民，外面有日本兵包围着。汉奸翻译说：“皇军传话给你们，只要领到了良民证，各人就可以回家安居乐业了——是良民的站一边，是军人的站另一边。”
当时人群中无一人站出来。无奈，日军又以举手的办法，要是中央军的举手，结果仍无动静。第三次又要良民举手，此时大家忽啦一下都举起了手。日本军官大怒，下令把青年都拖出去。有一个男青年被拖出去又跑回人群，说他不是当兵的。连拖了他三次，被日本兵当场用刺刀刺死。后来被拖出去的青年再也不敢跑回来了。青年难民被拖出去后，日本兵就把剃光头的和手上有老茧的人都当作是中央军，押上了大卡车拉走了。杨品贤当时头上留有长发，手上又没有老茧，故得以虎口余生。第二天，同院有一个被抓去的青年逃回来了，说日军把他们拉到汉西门外河边，用机枪进行集体屠杀。他因在枪声响时倒下，夜间从死人堆里爬起，又逃了回来。杨品贤一家领到“良民证”后，在搬回家的路上，沿途看到尸体到处横陈，惨不忍睹。走到陡门桥时，看到一根电线杆上吊着一长串人的耳朵。他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日军杀害了很多同胞。
例证之十八
刘世尧，男，40岁，住丰富巷。
1937年农历冬月初六，正是他父亲过70生辰的前两天，南京城里居民纷纷跑反找生路。听人说五台山划为难民区收容所，总部设在五台山永庆寺内。他父母和他的前妻跑到云南路口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楼下住了下来。冬月初八，总部来人联系，说已成立国际救济委员会第35难民收容所，要他和太平路美最时皮革店负责人担任小组长。当时住在35难民收容所里的难民有2000余人，拖儿带女，扶老携幼，都认为住在难民区里能保证生命的安全。冬月九日的上午9点左右，突然来了十几个日本军人，一进收容所就开枪打伤一人，随即抓走10多人。到晚上，只见太平路、中华路一带火光不绝，日本兵开始杀烧奸掠。
冬月十四日，刘世尧在农业专修科二楼，看见日本军人在云南路抓人。凡是路过此地的中国人，都被拦住。到十点钟，把集中起来的数千中国人带走，中午时听到机枪声不绝于耳，真是“只闻枪声响，不见一人归”。收容所后面有一小塘，日军把从湖南路抓来的中国人五个人一排跪在塘边，开枪杀害。过了几天，在塘中发现83具尸体。另一次，日本兵将数百名中国人带到清凉山附近的一个大防空洞口，把人推进防空洞中，先用汽油燃烧，再用机枪扫射，将数百人活活烧死。每到晚上，日军就到收容所来抢走妇女，进行奸污。
后来，日军还借“良民证”的机会继续进行大屠杀。刘世尧亲眼看到日军在宁海路发“良民证”的情景。有个汉奸叫詹荣光，据说是江西人，他站在汽车上讲：凡是被抓夫的，抽壮丁的或是被迫当兵的，要一一说出来，“皇军”不杀你们，有饭给你们吃，还发路费给你们回乡。凡是不讲的，查出来统统杀死。人们听到汉奸的话，误以为真，竟有数千人站了起来，被日军用汽车运走，全部杀死了。
例证之十九
这里仅就掩埋尸体的情况举几个例子。
据后来估计，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杀害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达15.5万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这里埋尸15.5万指的是被日军分散屠杀，而由慈善团体或个人义务掩埋的数字。它不包括日军集体大屠杀的人数在内。同时，南京大屠杀后，由慈善团体招募而参加掩埋尸体的人数以百计，这里仅记述施惠云、沈锡恩和刘德才等人参与埋尸的情景，以供研究分析。
施惠云，原在万竹园种菜谋生。1937年底，日军侵占南京时，他们一家跑到五台山难民营。施在粥棚里煮粥，每天给他五六十个铜板。有一天，红十字会的崔主任来找他，对他说：“你带20个人去抬死人，每天给你4毛钱。”施找齐20人后，称为红十字会的第一班，崔并要他当班长。他们从1938年3月份开始收尸，一直到8月份才结束。头一天，收内桥、南门桥到水西门一带的尸体。当时到处都是尸体，由于收尸的人手不够，又由20个人逐步增加到160个人，分两班收尸。每天管门东、门西、三牌楼地段，最多一天收过800多具。特别是到收尸的后期，由于有的人被杀的时间较长，天气又热，尸体已经腐烂了。他们就用铁勾子抬。每天收到的尸体，用汽车运到望江矶、汉西门和下关一带埋起来。施惠云班拖的尸体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和年轻妇女。
沈锡恩，家住鸡鹅巷礼拜寺，一家共九口人——父、母、妻和5个孩子。他和父母都是伊斯兰教的阿訇。
1937年阴历10月底，因形势紧张，他全家9口人都搬到豆菜桥28号难民区，住在二楼。冬月12日，日本兵一进城就烧、杀、抢，闯进哪家就倒霉。豆菜桥来三个日本兵，其中一个闯进沈家。他家后屋的邻居扩飞，是个28岁的姑娘。她看到日本兵进来，机智地抱着沈家三岁的女儿月云，坐在他们身边，想以此显示她已是有孩子的妈妈了。日军看她长得漂亮，把月云硬从扩飞手中拉出，一下摔到墙角，把扩飞连推带搡弄到后房强奸了。月云被摔得半死不活，没过两天就死了。以后扩飞母女躲进金陵大学，但日本兵还不断来缠她，母女俩感到走投无路，跳进金陵大学池塘寻死。幸好被人救起。
1938年农历正月，许多回民受害者的亲属一起来请求沈锡恩、马长发、王寿仁、戈长发、麻子和、张子惠，还有沈锡恩的父亲沈德成等几个回民阿訇出来收埋尸体。沈去找当时维持会的负责人孙淑荣(回族)帮忙，并自己作了臂章作为身份证明，组成回民掩埋队，开始收埋回民的尸体。
他们收埋的第一具尸体是看管鸡鹅巷清真寺的张爸，他60多岁，死时趴在地上，因为曝尸时间太长，尸体开始腐烂了。他们按宗教习惯，进行土葬。
埋尸地点主要在红土桥(今广州路)，冬瓜市(今南京师范大学)，五台山三处。红土山、冬瓜市埋得最多，还有九华山等地，都是离尸体较近的地方。
他们共干了3个多月，天天都有人来找他们去收尸，少时一天两三具，多时七、八具，一般的都是四、五具。有时应付不过来，就分成两个组。最初是埋一具登记一次，以后无法逐一登记，收埋总数不下400具，而且都是鸡鹅巷清真寺周围被杀害的回族人。收埋尸体中，男女老少都有，有母子两人被害后侧在地上，小男孩才七、八岁，头朝着妈妈，死得好惨。当时南京城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横七竖八的尸体。乌龙潭里漂满了尸体，偌大一个塘，几乎看不到水面，水也成了红的。九华山下也堆满了来不及收埋的尸体。事隔多年，他想到当时的情景，提到那些地方，就心惊肉跳。
刘德才等人的埋尸情况：
1947年1月2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石美瑜庭长在民间就南京大屠杀埋尸情况进行调查时，刘德才说：
我是同善堂掩埋组正组长，戈长根是副组长。26年12月，日本人进城时的大屠杀是十分的惨极了。各街各苍都看到被害的人，有的是刀刺的，有的是刀砍的，有的是枪杀的，有的是火烧的，有的是奸后又杀的。东一堆，西一堆，左一个，右一个，不忍看，不忍见了。女人的身上有多少没有衣服。新码头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太婆，也被日本人用刺刀刺进阴户内死的。我同戈长根两个人所经手掩埋的尸首就有七千多具。区公所后面所埋的二千多人都是老百姓，东干长巷二千多是有军人有老百姓，兵工厂三百多，水台二百多。还有多少人衣服被脱光了，关在制造局的楼上用火烧死的。杨巷两个地洞内的人是被日本兵用木头和草将洞口堵塞在内边烧死的，还有两个学堂内也烧死了几十个人。
本节分散屠杀2000例，这里仅举19个例证。材料来源有两个，一是原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等机关团体所调查，又经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查证，其中一部分是受害者向日伪当局和胜利后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的申诉，所收集的材料很不全面。二是解放后，有关单位陆陆续续地收集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1982年日本文部省借修订教科书的机会，矢口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有关部门又进行了全面调查。全南京市在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的受害者、幸存者、目睹者，至今仍健在的尚有1700余人。他们以亲身经历的苦难，对当年日军的暴行作了揭露和控诉，其中，共计104篇，作为第三部分收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都是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是可靠的历史见证。由于这些见证人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不同，又限于南京市内，就其个人对日军暴行的了解难免有局限性，不可能对屠杀的规模、被害人数等方面作出精确的回答。南京是个交通枢纽，本来人口流动性就很大，加之侵华日军摧毁了一些在南京赖以生存的条件，当年的受害者、幸存者、目睹者不少人已流向全国各地，其中有部分人因自然原因而已死亡，这些人的苦难史肯定已被遗忘了。
上述的十九例只说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间之长、地点之广及其残酷性，是南京大屠杀中分散屠杀的一个轮廓，仅以这有限文字不可能叙述得透彻无漏。那么集体大屠杀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