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吴炳生共用一个“驼梁”作泅渡工具。他绑好步枪和子弹袋，我们协同把“驼梁”推下水，下到冰冷刺骨的水中，我们浑身打颤，上牙敲得下牙格格响。在他催促下他和我各骑在“驼子”的脚下，手抱“驼梁”，“驼颈”往上翘起，挥动两腿，奋力向江北泅渡。江中心一浪紧跟一浪，一时被浪峰托起，随之又跌下浪谷，那浪花像瓢泼的大雨一样从头顶上落下，打得脸皮麻酥酥的。有时又被迎面击起的浪花钻进鼻孔，呛得连打喷嚏，引起咳嗽。过了江心，吴炳生又催我用劲。此时双手和整个上身都已冻麻木了，唯有两条腿不停顿地在水里挥动，到底经过多长时间和游了多远，我俩都一概不知。好在江滩上有几个打捞从上游漂流下来木器的人。我们距岸丈把远时被一个壮年人一钩子挂住，缓缓地拖到岸边。吴炳生从“驼子”上取下枪弹，面向江中喊几声同伙的名字。见没有回音，便要一个农民领着他去找保长。
此处属六合县最南端的玉带洲。我上岸未走出几步便昏倒在地，幸被一个姓刘的老农民救起，在他家吃住四天，又帮我烘干棉袄和单衣、裤。临别时我掏出身上仅有的2元钱相谢却遭拒收。我跪在地上连连叩头，感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待我回到家里，我妈得知我逃命的险恶情况而为我高兴；但得知我二姐不知去向，认定已被日本鬼子杀害，便伤心地大哭起来。我随后大病一场，一个多月后，十个脚趾盖全部脱落，两个小脚趾盖再也未长出来，留下终身残疾。
注释：
1林秀英，女，1919年农历八月生(后来因婚姻问题有可能隐瞒年龄)，是双胞胎，小名叫大桂子(其妹一岁多时夭折)。她于1936年6月到南京在一家当小保姆。南京大屠杀后一直无书信回家。村里人都认为她已被日本兵杀害无疑。1970年秋天，上海“清理阶级队伍”时曾有一男一女到我家乡调查林秀英的社会关系，得知我家是贫农，军属，我又立过大功，复员转业后在党委部门工作，取证后便离去。得知我二姐仍在人世，我先后6次到上海市公安局查户口寻找，只因五个年龄段内同名有数千人之多，从中选择相近条件的数十名上门相认，均不是而使我失望。1994年，当时接待调查人员的四星大队长罗加和告诉我：林秀英居住在上海长宁区，是编织工，因儿子要“接合”进领导而来调查。但此时我双目近乎失明，已无法前往上海寻找。看来南京大屠杀给我留下又一终身遗憾。
1罗参谋失散后未去找部队，却留在南京与他人合伙赶马车谋生。后来他认出敌伪南京市长就是1937年12月15日下午在蒋王庙诱杀俘虏的高冠吾，并于40年夏天在朝天宫之东的南京大学(临时的)门口行刺未遂。但对敌人惊动很大，日军曾紧闭城门三天三夜，进行了严密搜查。
2吴炳生：上岸后，当地保长安排他在村中一间学屋里住宿，并供他吃饭。还有一位土郎中用草药帮他医治好伤口。后来他在瓜埠镇附近一个姓杨的人家做帮工。抗战胜利后便返回原籍江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