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次我与金庸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我都听见四川报纸的记者提问金庸先生：“为什么您写的小说里面，描写四川青城派的都是反派？是不是对四川人有不好的看法？”
金庸先生的回答之一，是说：“……现实中我最敬佩的人是你们四川人，是邓小平……”
我相信如果金庸先生当时心有尴尬，尴尬的绝不是他一个人，还有在一旁聆听的我。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小说中描述的“青城派”，在我们的电视剧中又被增加了四川特征的绝活：变脸。那是否更是在说四川人的坏话了？我被这样的理解吓坏了，尴尬由此而生。
而真实的四川在我的认识里面完全不是武侠故事中的“青城派”。小说与现实的差距不是以公里来计算的，是两个世界。我对真实四川的了解，可以追溯从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时期的大串联开始。大串联的第一站我就选择了四川，完全不是对于现在拍摄外景的预见（哈哈），而是一次向往已久的、没有想到会那么快实现的寻访。四川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写的小说《红岩》，给我带来了对于四川的山城重庆那么真切的向往，我是为专门去看一看小说中描写的“沙坪坝”，“歌乐山”，“朝天门码头”这些地方而开始从北京出发的，口袋里揣着比我大十六岁的姐姐给我的仅有十元钱。
路途减免。一个人与一个古老地域的关系——我与四川的真实关系从这样的一幅画面开始：一九六六年一个秋雨靡靡的下午，行人匆忙，我十五岁半，瘦得像只猴子，站在一家有炒花生、煮花生、等等种种花生制作法的果仁店，店名我至今记得，是由郭沫若题词的“颗颗香”。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寻觅，猜测，判断，最后决定花费五毛钱，买了一包鱼皮花生。鱼皮花生接到手，几乎与此同时，第一颗就被塞入嘴里，像滔滔江水一般——狂嚼！那昂贵的五毛钱花得太值得了，不仅在当时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一种叫做“鱼皮花生”的好东西，连至今将近四十年的记忆都买断了：在第一包鱼皮花生沉淀为记忆之后，现实中再没有任何的一种鱼皮花生可以与之比拟，可以替代。当八十年代每个城市都可以买到鱼皮花生的时候，记忆中的鱼皮花生与我紧紧相连，我再没有花过钱去买。
第一次在四川的重庆待了一个星期，如愿以偿到了沙坪坝，逛了朝天门码头，参观了歌乐山的渣滓洞集中营，白公馆，并且像小狗撒尿一般，在白公馆外的一棵竹子上顺手刻上了“到此一游”。不知那片刻满了游客“到此一游”字样的毛竹是何收场。在重庆的整整一个星期，总共消费五毛钱，就是那包至今念念不忘的鱼皮花生。
之后，随串联的学生开往成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