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天天在一起，日常相处得久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反而会有一些家人般的熟不知理，言语有时也会磕磕碰碰。然而当我在新京报的这个园地渐渐梳理我这些年的时光流逝，我发现我们共同度过的年年月月无论是长是短，已经将沉浮在日子中的人与事刻记在每一段的记忆里面，不会忘记。
我想起了李黎。想起他让我心酸，他已经在一九九七年的夏天去世。
我们认识的很早，将近三十年前的一九七五年，我在山西轩岗矿物局的文艺宣传队，那时经常有一些宣传队之间的演出交流。一天来了一支部队的文艺宣传队到我们轩岗矿物局来慰问演出。大家都是二十刚出头的人，演出完了吃饭聊天非常热闹。我认识了李黎，他当时还不到二十岁，面容英俊长得像年轻时候的电影演员王心刚，他在宣传队唱男低音。在所有的热闹之后，我与李黎是交谈最久的，我们谈抱负，谈对艺术的渴望追求，这些在当今的年轻人看来或许很可笑的话题，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非常渴望的语言。我们谈得投机而尽兴。第二天，部队宣传队按计划去五台山游览，我们都觉依依不舍，他也邀请我也要求，一起去了五台山。那是一九七五年的隆冬，零下近三十度的气温，我们都是坐在敞篷的军车里面，冻得脸都没有感觉了，还张着嘴一路唱了三个多小时的革命歌曲。李黎的男低音今日想来都仿佛环绕耳边。五台山的游览草草，重要的是大家分别合影留念，然后军车回部队，我自己再搭车回矿物局。这样一别人海渺渺二十年。一九九五年，我们的《水浒传》开拍在即，扮演花和尚鲁智深的演员臧京生在天津不知何故见到了李黎。相互询问在哪干嘛自然而然说到了我。几天以后，心情激动的李黎拿着二十年前我们在五台山的合影到北京找到了我。他担心我早忘了他。我没有忘了他，谁也没忘，然而事实证明他带着照片是对的，如果没有照片，我根本不会相信站在我面前有些浮胖，个头不高的这个中年人是我记忆里面的李黎。那不是青年和中年的差异，而是抱负与现实的差异。像二十年前一样，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曾经的壮志和对于未来的信念，已经被现实冲刷成了一个旧时的泡影。他不想再在学校干保安了，他希望因着年轻时候的梦能够干一些与艺术有关的事情，什么事情都可以。可能是因为曾经相同的经历，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同意了，让他做导演的助理。就这样，在《水浒传》我们一起工作了将近两年。他积极努力地做一切导演要求的工作。如果他不是积极努力，或许他不会那么早的离开人世。
一九九七年。《水浒传》在北京进入后期，我们又推介热爱艺术的李黎进入另一个大戏剧组。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接到了李黎在山东剧组外景地突然去世的消息，据说当时他正为大量的群众演员着急，突然之间他就躺倒在地再没有起来。医院的鉴定是大面积脑干出血。
他的妻子没有在任何方面为难纠缠剧组。她只是哭着反复地说“我们李黎总算是死在了他喜欢的地方”……
李黎去世的时候大约四十六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