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年的四月十六日，因为《吕梁英雄传》我再次往返山西太原。同行的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李培森。
到目前为止，《吕梁英雄传》名正言顺成为山西省吕梁市委、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山西电视台的合作拍摄项目。
十几年弹指一挥间。乐观地看，有些事情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及时”做成，并不是一件坏事，可能“及时”不应该单指当时，更合适的应该是现在。比如去年非典时期“因闲”而发现的雁荡山外景。站在雁荡山的时候心里有一瞬间冲动的遗憾：如果我们早三年发现……但是早三年未必是好事，《笑傲江湖》未必是合适的机遇，“现在”才是最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吕梁英雄传》也是一样，如果十几年前就被我们拍成了电视剧，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认知，表达，都会留下比十几年要漫长得多的遗憾。而现在对于这个故事的进入，起码我们在人性，良知，和历史真实的了解上，有了新的积累。二○○三年为准备拍摄《陈赓大将》，我看了大量抗战时期的历史资料，无形中也为《吕梁英雄传》填补了必要的知识。当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们的各方面装备，都是远胜于中国的，他们的士兵，最低文化程度是小学毕业，文化既是沟通与理解、认知的能力，这对于一支作战的部队来说，非常重要，而中国的士兵，大多是农民的孩子，对仗的时候基本上凭借的是勇敢，民族情绪。抗战初期，在武器装备上，八路军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步枪，还是那种低质量武器，像“汉阳造”，“老套统”，或者土造的火枪，其余的士兵用的还是大刀，梭镖（红缨枪）；而日本鬼子们呢，每一个士兵都有一杆射程远、命中目标精度高的“三八大盖儿”， 每一个班就有一挺机关枪，每个排都有小炮，掷弹筒（作用雷同迫击炮，却比迫击炮方便，拿在手里就能使用），连以上的有重机枪，团里有山炮，山炮就是我们在抗战电影里面看到过的，用马、骡子就能够拉着满山遍野跑的炮，还有鬼子们充足的弹药配备，手榴弹，等等。八年抗战，“八年”证实的也是抗战——打击日军侵略者之艰难。就是在这样对比悬殊的军备条件下，中国人全民皆兵，艰难的，悲壮的，义无反顾的，前赴后继地将日本鬼子侵略兵最终赶回了他们的老窝。
《吕梁英雄传》是整个悲壮的抗战事迹中让历史、让中国人不能遗忘的山西吕梁的一幕。
第一次看《吕梁英雄传》的剧本在九十年代初，剧本由山西话剧院的编剧编写。但是所有人都觉得不理想，尤其是故事的结构，在情节设置上依照的还是抗战题材的老套路。第二次看到剧本，相隔了几乎十年，换了编剧，剧本所属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还是不好，不精彩，人物的“深入创作”又增添了九十年代的特征：女性角色。也不能说不对，但是看着有些别扭，就像《林海雪原》给杨子荣加了一个情意切切的妻子。第三稿，就是二○○三年，由马烽自己参与了创作、由山西作家张石山和马烽的女儿梦妮合作编剧完成的，我还是觉得不理想。故事的编织不流畅，形势的展开描述也不严酷，剧本的第一集竟然将日本鬼子写成在中国人面前充当好人，这样的一种“怀柔政策”，怎么可能是这样？历史的记载不是这样，农民也不是这样。我并不想诋毁农民，但是农民的实际不在于“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是被逼迫得没法活，活不下去了，家园被毁，被侵占，家破人亡。日本鬼子侵略中国，首先的政策就是“三光政策”，那时候人人都知道，杀光，抢光，烧光。一九七○年我在山西原平上院村插队的时候，听老乡说过，抗战时候日本鬼子还没到，种种可怕的传闻都有了，都是关于杀光、抢光、烧光的，因此日本鬼子第一次进“上院村”的时候虽然才三个人，全村人都躲了起来，那三个鬼子兵将三支步枪架在场院上，然后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事实上也是无人之境了，走家串户肆无忌惮见好的东西就拿，抢鸡抢粮。这是真实的“场景”，真实的恐怖心理，然后，是什么将“躲藏”的恐怖逼迫为打日本鬼子的勇敢？只有是更为残酷、更为恐怖的现实。怕和躲在现实面前不仅无济于事，而且成为了可耻——中国人的血性被煽动了，人的捍卫自己家园与尊严的血性被煽动了。抗日战争不是“和平战争”，是不得不打、即便是用种田的农具也要杀死鬼子兵的义无反顾。
我想要拍摄的是中国国土曾经被无辜侵略、中国人被残酷杀害这样大背景之下的抗战故事。我觉得编剧仅仅依照小说原文，坐在电脑前编写是不行的。这次的编剧必须到吕梁地区去走访经历了抗战时期、至今还能将那段亲身经历描述出来的老人，来补充、丰富我们要拍摄的《吕梁英雄传》。这是对历史的负责，也是我们“娱乐工作”的职业和良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