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18日夜，俄国人到了华沙。他们趁着雪色，悄无声息地遛进城市，谁也没有觉察到。接着，他们分散到城市各个角落。他们脚上穿着闪亮的黑皮靴，就像我原来见过的那些人。他们的语言虽然和德国人不同，但是枪声也是那么刺耳、专横与恐怖。
这些都是发生在一月下雪天的一个早晨。然而那时我正和卡西米尔安静地坐在餐桌旁的地板上，偷偷地用自己的早饭喂它。对于这些事情，我丝毫没有察觉。
妈妈和埃拉后来听说了德国人已经攻占了华沙。消息是埃拉在买面包的时候听说的。知道这个消息后，她们心中非常激动但又有些害怕，同时还抱着一些希望。“战争快结束了吧？波兰可能就要被解放了。”她们担心这些人会怎么对待我们。她们说俄国人令人毛骨悚然。他们凶残、酗酒、偷窃，还强奸妇女。埃拉说每个俄国人都偷过很多块手表，而且全部都戴在手上。
一天，妈妈用力把外衣套在我身上，接着我们出了门。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们踏着雪走到集市广场，一路上我们都很小心。广场里挤满了人，广场周围站着许多俄国士兵。我看他们每个人的手腕，很失望。因为没有一个人手上戴很多块表。俄国人的制服和德国人的制服不一样，但是他们身上也有金黄色的扣子。在他们衣服上还别着一颗红星，这让我想起我们原来经常往身上别的黄星。
“为什么这些士兵身上都别着红星呢？”当我们回到公寓，在炉火边烤手的时候，我问妈妈。
“因为他们是俄国人。”妈妈回答。
这相当于没有回答。“但是为什么是俄国人就要别红星呢？”
妈妈思考了一会儿。“这很难解释。”她最后说，这也就是说她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我们以前不也别过一颗星星吗？”我提醒着说。我还记得祖母坐在厨房的椅子上，在我们的夹克和外衣上缝制黄星。
“对。”妈妈叹了口气。“那也就是它的由来。那是戴维之星，是德国人给我们做标记用的……”
有一个词我没听懂，“给我讲详细点吧，”我哀求妈妈，“那时我已经出生了吗？”
1938年3月，当戴维和托西娅滑雪度假回来的时候———几乎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托西娅突然意识到自己怀孕了。“这是意外，”她告诉妹妹萨宾，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萨宾抱住姐姐，衷心祝贺她。萨宾那时经常来看望姐姐，她也结了婚，很幸福，丈夫是个工程师，是口碑很好的犹太小伙子，叫葛朗特斯。
后来，她们坐在客厅里喝茶，她们谈论着在德国发生的一些令人焦虑的事情。亚伯拉罕家的远房亲戚住在柏林，最近常给她们写信。他们说，在那儿，犹太人几乎都被解雇，并且在大街上总受人凌辱，还规定了很多新条令，使得他们的生活举步维艰。很多他们认识的人总是突然间就消失了，不留一丝痕迹。突然，托西娅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事情在等着他们。“当我听到这件事后，我真的很替我未出世的孩子担心！”她说，“如果这儿也发生同样的事，那该怎么办呢？”
萨宾一再让她宽心。“你不要对那个希特勒太在意，”她说，“他是个疯子，所有人都知道。德国是个文明的民族———想一想我们在学校里修女教我们的。德国人很快就会把他赶下去，正如他上台掌权一样迅速。”
刚刚下班回到家的戴维也点头称是。“现在你不要想这种事情，”他向妻子说，努力使她平静下来，“萨宾说得很对，这个阿道夫·希特勒就像个小丑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家里的狗也起这个名字。”说着，他拍拍这只德国牧羊犬。这只狗是他们最近刚买回来的。托西娅笑了，戴维当然是对的。
戴卫并没有告诉她，自己很多的朋友都移民去了巴西。他本来也打算离开波兰。但是这里还有他怀孕的妻子、年迈的妈妈和他辛辛苦苦一手创办的公司。而且，他的家族也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好几代了。克拉格———他永远的家乡。
孩提时代，他偷过别人园子里的苹果；逃过学；在亚伯拉罕家后花园偷偷地吻过托西娅。他的过去，还有托西娅的过去都在这里。在托西娅的家乡，既说德语也说波兰语，他们尊重、热爱德国文化就如同德国人热爱自己的文化一样。他们认为德国是一个文明的民族；的确，这点丝毫不用怀疑。而且———他有必要去躲避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的小丑吗？
不，他不会离开自己的祖国，而且也不想离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