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温柔忧伤地说，“她长得像你。”然后她把萨宾送到了门口。
“小心点！”妈妈说，向她道别。
一天天过去了，恐怖的气氛越来越浓重。喊叫声也越来越可怕。
没有人再以正常的声音说话，他们要么大喊大叫，要么哭喊或者耳语。当我们不得不走到街上时，我们总是快跑。像瘦弱的灰色的动物，躲在我们的藏身处，看着他们是如何对待其他的动物的。他们不断地抓走一些人，而后把他们杀掉。所有的人都在低语：“下一个要死的人是谁呢？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他们都在快跑，低声说着。短消息报道、流言和一张张的纸条塞到人们手里。妈妈不再去工作了，她躲在家里照顾我。
一天，萨宾的格子花呢手提箱丢在了街上，打开着、空的。
后来，有人来交给我爸爸一枚戒指。这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有人给爸爸送来一袋土豆或两袋白菜，爸爸总是以戒指作为交换的。可这次是有人给爸爸戒指，而爸爸没有给他任何东西作为回报。他抱住这个人，他们一起在床边坐下了。我从桌子下钻出来，爸爸看起来脸色灰白，像一个老人。戒指放在了桌子上，上面镶着一颗红宝石，宝石上雕刻出两个互相盘绕的标志。我想把它戴到爸爸的手指上，爸爸同意了，疲倦地看着手指上的戒指。
“非常漂亮。”我说。
“是伯恩哈德的戒指，”爸爸说，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遥远，“我兄弟的图章戒指。”
“他们正在抓小孩，他们不会让我们带他们一起走的，”父亲低声说，“我们无论如何要把罗玛带出去，快点，在天黑前。”像往常一样，我蹲在桌子下，又一次希望我什么也没听见，无论我听到什么都会感到非常害怕，大概那长耳朵兔子就是这样，时刻静听着每一个动静。
大人们一直在谈论着。他们的谈话都是关于证件、身份证、身份材料、移民、放逐、藏身处。从谁开始呢？或者我们一起死？
我默默地重复着这些话，一遍又一遍。我们要死在一起，死，死，死……他们正想办法如何安置孩子，他们会带着孩子一起死吗？
“整个家庭都在互相残杀着，他们想死在一起，”妈妈说，“几乎没有什么毒药可用，根本就没机会拿到什么氰化物。”
“氰化物，”我自语道，“很好的名字。”
“罗玛，出来。”爸爸平静地说，“墙上有个洞，毕竟，她现在已经是金头发了，吃安眠药应该管用。”
快跑！我心底的一个声音喊道，他们又要对你做什么了！救救自己！藏起来！快点儿！可我应该藏在哪儿？我已经蹲在藏身处了，这是我惟一知道的藏身处，我在这里不安全了，可我能去哪儿？没有更安全的地方。
然后他们对我解释道：“有人要把你带出犹太人区，你会和好心人在一起，会得到救助。”然后他们给我喝了什么东西，而后把我装到手提箱里，我惊慌，为生存，我拼命地挣扎，我抓、挠、踢、咬。我惟一做不到的就是喊，我的口干，好像被粘住了，我的眼皮像铅一样重，我感到我关在箱子里要窒息了，无论如何，我都长时间不能呼吸了，恐惧这样窒息着我。
“她要窒息了。”妈妈尖叫道。透过厚厚的手提箱，我能听到她被压抑的声音。整个围绕在我周围的是漆黑和难以忍受的狭促。我不能动，不能呼吸，我被圈住了，我就要窒息了。
时间静止了，我的心跳也停止了。
然后手提箱被打开了，光亮一起向我扑来，我忍不住不停地眨眼，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我在哪儿？我已经死了吗？
妈妈把我拉到她身边，紧紧地抱着我，在我的脸上不住地吻着。这时我的脸已完全被泪水浸湿了。
“我不能那么做，”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戴维，我就是不能那样做。”
爸爸深深地沉重地叹了口气，用双手抱住头，什么也没说，他在思考。
我们站在长长的一队人里，我们等着，妈妈和我也在等着。天非常的热，太阳直射在我的红外套上，我的腿那么疲劳，我快要站不住了。我口渴得发疯，但是我知道，我必须站在这儿。穿皮靴的人端着枪朝我们瞄着，他们正在监视着我们。其中的一个抽着烟，他有树那么高，在他的帽子下，你就能看出他的头发有多长，是闪亮的金发，他的眼睛像天空那么蓝。他不笑，他为什么要笑。因为面前站的是一个黑眼睛的丑陋女孩？一个犹太人的孩子？我就这样一直看着他，但是我不敢看他的脸，因为不允许。
“继续!前进！”我被身后的人群向前推着，现在我看不到穿皮靴的那个人了。
“到这儿来!”他们检查着证件，站在我们前面的一位带小孩的年轻妇女，被两个穿皮靴的人拽出了队。她哭喊着，尖叫着，但这样情况更糟。金头发的男人一把从她怀里抢过孩子，扔在了地上，孩子的头沉闷地咚的一声撞在了鹅卵石上。
妈妈把我的手抓得更紧了，“别看！”她低声说，“别害怕……”她害怕的时候总是这样说。
我们发到了一张蓝色的证件，妈妈为此高兴了一阵，早上她把它拿给父亲看。“我们有蓝色证件了，我们可以工作了，”她不断地重复着，“也许一切都会好转。”
然后她把一些食物塞到我嘴里。
爸爸很沉默，他在思考。
在大广场上，又有许多人挨着他们的行李站着，或坐在上面，大卡车又停在那里。那些穿着皮靴的人开着大车，在上面喊着口令，他们把老人和病弱的人赶在一起，很多人无法正确地走路，我看见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倒在了人群里，他们用枪柄打在他的头上，把他像一袋垃圾一样扔在了一边。
天气仍旧热得让人无法忍受，我的喉咙像着了火一样，妈妈把她的蓝色证件装在口袋里，浑身发抖。我们坐在手提箱上，等着。叫喊、枪击、殴打、喝斥，我真想捂住我的耳朵，可是不允许。我们就这样等着，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
突然，一个小男孩站在了我旁边，大概和我一样高，也许比我高一点儿，他穿着一件大大的外套，带着顶帽子，帽子不停地往下滑，他对我微笑着。我害怕得屏住了呼吸，这儿是不允许笑的，我迅速地回笑了一下。我以前见过这个男孩吗？他看起来挺亲近。哦，是的，我认识他好长时间了，从小就认识，他是我的朋友，他的名字应该叫斯蒂芬森，我们必须悄悄地。他手里攥着一块小圆石，他们不允许我们动，但是我们可以玩一种游戏，一种球的游戏。他把小圆石滑到我的手里，我再把它滑到他的手里。来来回回，一遍又一遍。小圆石潮湿了、暖和了，非常顺非常流畅，已经在我们的掌中游刃有余了，我有朋友了。
突然斯蒂芬森走了，他看见他妈妈被一个穿制服的人推上了卡车，他跑向她，什么东西在我们脚下咔嗒一声，斯蒂芬森倒下了，他跌倒了吗？他为什么不起来？我看到他的脚，他的鞋太大了，鞋带没有系，那一定是鞋绊倒了他。小圆石从他张开的手里滚出来，滚到鹅卵石路上，躺在那儿，静静的。像斯蒂芬森一样静静的，他为什么不起来呢？我明白了，从他衣服下渗出的红色的细小溪流，我明白了。
他们把他拖走了。
“妈妈……”
“孩子，别看，”妈妈低声说，“别看。”
“我们有身份证了，”父亲骄傲地低声说，“真的得到了，是真的。亚利安人的身份证，你的名字，亲爱的，现在叫里戈卡。我们现在也有藏身处了，很不错的地方。”
他们又开始坐在桌边谈论了，声音非常低，神秘花园地，以防别人听到。我坐在我的藏身处———桌子下，听着。
“里戈卡。”我妈妈咕哝着，“我怀疑孩子能记住吗？L-I-G-O-C-K-A。我们必须得把它钻进她的脑袋，我们的命运就靠它了。
可我的名字叫赖伯宁，我不要这个新名字，我叫赖伯宁。
“里戈卡。”妈妈又说了一遍，她叹了口气，擤着鼻涕。
“这要花费多少钱？”她低声说，我从桌子下面窥视着，妈妈向四周看了看，但是没有人注意她，她们都有各自的事，墙角的一个女人正在洗头发，其他两个女人正辩论着什么，一个瘦瘦的满脸胡子的男人坐在椅子上直直地盯着前方。
父亲耸耸肩，“我们几乎有了每件东西，”他说，他的声音中含着隐隐的苦痛。他轻拍着妈妈的头发，妈妈把头靠在了他的肩上，闭上了眼睛。
“我不想叫里戈卡！”我大声说道，“我叫赖伯宁，像你们一样。”他们把我从桌子下拉出来，竭力地劝说我。他们和我一起练习我的名字，直到我筋疲力尽。我爬回桌子。他们接着又谈论了很长时间，但是我已经不再听了。我蹲在桌子下，想起了斯蒂芬森。
我们总是在等，而且什么也等不到。我们日日夜夜地等，没有人知道明天将要发生什么。我们像商品一样被分类，不停地被分类，经常沿街道排成一排，沿房屋排成一排。许多年纪大的人已经染了头发，这使他们看起来年轻些，以免遭驱逐，这样他们就可能会工作。但是年轻也并不是保障，任何情况都没有保障。我们没有权力，我们的证件被他们检查，根据只有他们才懂的规定随意地作着决定。有时候，轮到了女人，下次可能是男人；有时候是老人，下一次又可能是年轻人。恐惧使我们麻木，因为你做的每一个举动，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犯了错。一切都被禁止，我们从不知道是否即使什么也不做，也会被禁止，我们也不知道子弹随时会从哪个方向飞来。我们努力地看起来像岩石一样，像墙壁一样，努力地像不存在一样。从来不敢放开紧握的手臂走路，如果放开手臂，它立刻就会被打掉。人们走了，几乎就不再回来，你所熟悉的面孔，现在也已经都不存在了。
爸爸现在不在了，他去哪儿了呢？“普拉佐”，妈妈说，她站在炉边，正在找她刚刚放在围裙口袋里的一段洋葱，我看见那个瘦女人拿了它，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我很高兴因为她没有洋葱，我就什么都不用吃了。普拉佐……我知道那个名字，是一个集中营，他们把人们装到卡车上，然后拉到这个集中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我听他们说起过这个。我听着妈妈自己抱怨着什么，“这群歹徒，”她咕哝着，“窃取我仅有的一点食物，抢走我穿在身上的衣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