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每去一处，绝非走到为止，而是考订掌故，满足求知的愿望。在与友人的聚会中，必有唱和，因而记录成《浪迹丛谈》，刊于道光二十七年，次年刻出《续谈》，辞世之年刻印《三谈》和《巧对录》。梁氏到苏州，朋友约他观光嘉庆朝湖广总督、《续资治通鉴》主编毕沅经营的灵岩山馆，他曾经去过，但是以前来去匆匆，这次为“考悉其颠末”，欣然前往。细细欣赏，一面感叹毕沅花重金而未能有赏盛的机会，一面将过往没有留意的楹联抄录下来，以备补入《楹联三话》一书中，因此感到“此游亦不虚矣”。到扬州，笔记写了一卷多，拜访其师、致仕乡居的大学士阮元，呈上《师友集》，阮元为之作序，誉为“他日必传之作”。游小玲珑山馆，请主人告知其来历，令后世读者亦能明了此园的建筑特色、名称由来和主家的更易(《浪迹丛谈》、《续谈》)。阮元的林泉生活，本书有关于阮元的专文涉及，这里不叙。
优游林下者与前述醉心写作者有所不同：一种是生活享受为主，著作为辅；另一种则反之，几乎是一心钻研学问，生活享乐放在相当次要的地位。然而两者亦有共同地方，即都有追求。优游林下者并非醉生梦死，他们的游山逛水、享受人生，有着求知的欲望，希望能把看到的事物弄明白，获知其原委，即懂得事理，求得新知识。此乃较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与纯粹的追逐物欲有明显的区别。
致力族务家政
老年官绅中有一批人热中于家族的事务，倡办或兴办家族公共事业，修家谱，建祠堂，祭祖坟，开族会，办义塾，训子弟，以此为务，而不知疲倦。这同样是一种追求，在南方人中又较多出现。
浙江海宁人查慎行(1650～1727)，54岁才中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得康熙帝赏识。64岁引疾乞休。旋里后，应族兄之召入五老会，又举行真率会，“与宗兄弟劝酬齿序，杖履肩随，校农桑，量晴雨，间与田父野老咏歌盛世。且举家课，集子弟之能文者试之，有志者期以上进，自弃者勉其改行”。他以教训子弟为己责，“待子弟严而有恩，有过虽成人不少贷”。教育之外，修祠堂，兴祭田。陈敬璋在所撰《查他山先生年谱》的康熙六十年(1721)谱主72岁条写道：
(查氏)一切世故不与闻，至关祖宗祠墓事，则存贮公产，嫌怨不避，经理出入，劳苦不辞，赎祭田，修祠宇，家虽贫，必竭力捐助，恒比丰厚者倍之。有时独立举行，虽困甚，弗顾也。为什么这么认真?原因在于他认为子孙的功名财富，都是祖宗功德福泽所给予的，只有追远报本，才能保持家族的兴旺(《查慎行年谱》)。
安徽定远人方士淦(1787～1849)，在知府任上被遣戍新疆，42岁东归，48岁建立家族支祠，“以奉祭祀”。50岁率领三弟校定宗祠所藏家谱，用聚珍版刷印成书，计印60部。次年，到徽州休宁祖坟上祭，原来有个族人在其祖墓旁立坟，听说他要回来，忙着将坟迁走。他到后，大会族人，祭宗祠，并写出此行的《纪略》一卷。看来，他把祭祖修谱作为晚年的人生要务，并坚持不懈。他辞世前一年，自撰楹联云：
时至即行，再休恋身外浮云、天边朗月；
知足不辱，问谁似殿前作赋、塞上从军。
是把一切都看开了(《啖蔗轩自订年谱》)。
晚年为家族而死的是享誉北方的桐城学者吴汝纶(1840～1903)。他做过幕客，多年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去日本作过考察，学部大臣欲用其主持京师大学堂而不就。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安庆筹办桐城县学堂，因二十余年没有在除夕回乡祭祖，非要在腊月二十九日从安庆起程回乡间，次日黄昏到族人家(本身无家属及兄弟在农村)。这两日风雪交加，受了寒气，元旦上午祭祖过后，感到不舒服，还要到外庄探视本家，然因身体不能支持，遂将族人请到他住处议事，为其兄商定嗣子。事后，有族人说闲话，起纷争，吴氏极为生气，病情加剧，数日而亡，享年六十有四(郭立志《桐城吴先生年谱》)。如若不是祭祖立嗣，不受风寒，不生闲气，吴氏应不会迅速辞世，而会给当地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家族成员的出处进退、身体状况，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人的健康，乃至死亡。湘军将领刘长佑(1818～1887)，官至云贵总督，光绪七年(1881)休致。他的家法，“朔望必谒墓下”。他因在外从军，拜扫时日少，回籍后虔诚履行。当他67岁时，本在病中，而每拜墓必恸，因而病情加重。辞世那一年，他三弟的在四川候补知府的儿子病逝，家人不敢告诉他，他总问侄儿为什么不来信。及至其灵柩返里，家人无法再瞒，他因三弟已丧二子，再走一个，极度悲痛，头目眩晕，诸症复发，经诊治虽有好转，数月后亡故(邓辅纶等《刘慎武公年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