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人吴荣光(1773～1843)，曾任湖南巡抚，68岁休致，次年作出《辛丑消夏记》，自订年谱亦写至这一年。70岁出版《筠清馆金文》、《筠清馆金石文字》，并开始撰著《历代名人年谱》。及至病笃，研究工作仍未停顿，不能执笔，请人代书。儿子们怕他劳神伤身，劝他歇息，也是不听。原来吴氏“无他消遣，依然手不释卷，是以精神消耗，虽日服参剂，竟未奏效”。不过，17卷书总是完成了，未留遗憾(《吴荷屋自订年谱》)。以上几位，晚年仍醉心于写作，究其缘由，约有三种。一是多年形成的习惯，继续青壮年时期的事业，是学术追求的延续。像王士禛、黄丕烈等人，可能他们就是把研究、著述当作性命之所在，乐趣之所在，人生意义之所在，所以才能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后人看来，没有学术研究，他们的一生将大为失色。其二，为了丰富晚年的生活，将精力用到著书立说上，如吴荣光，没有别的嗜好，只有靠读书写作来消磨时光。在清代，人们的休闲生活比较单调，官绅纵有经济条件举行老人诗会（所谓“九老会”、“七老会”之类），但很难经常进行。可以出外观光，如吴荣光致仕后到广西就医，游览桂林山水，然而不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允许他外出旅行。而阅览写作，令精力有处使，可减少精神上的苦恼。
其三，为了生活，不得不行文卖钱，以养家糊口，许瀚即是如此。
优游林下
官员告老还乡，不必案牍劳形，也可以放下“伴君如伴虎”的心理包袱；或虽罢官家居，有处分在身，但通常的情形是不会再出事的。这两种人都可以说无官一身轻，应当可以养尊处优，颐养天年。确实有这么一批人。乾隆帝有两个文字之交，一是苏州沈德潜，另一位是浙江嘉兴人钱陈群(1686～1774)，前者身后陷入文字狱，后者则保持盛誉。钱氏于乾隆初充顺天学政，其母善绘画，将亲身经历的训子读书情景，绘成《夜纺授经图》。及其亡故，钱陈群奏明其事，乾隆帝特题诗其上，有句云：
嘉禾欲序贤媛传，
不愧当年画荻人。
钱氏官至刑部左侍郎，乾隆十五年(1750)65岁因病致仕回籍。乾隆帝为安慰他，命其子编修汝诚侍行，并赐以诗。乾隆二十五年赐其《乔梓图》，因为钱氏想献诗而不敢造次，乾隆帝说怕他老年心情不舒畅，故有此举。钱氏76岁进京庆祝皇太后七旬圣寿，并参加香山九老会。乾隆帝于二十七年、三十年的南巡，钱氏与沈德潜迎驾，乾隆帝赐诗云：
二老江浙之大老，新从九老会中回。
身体康强自逢吉，芝兰气味还相陪。
迎堤恭遇以为喜，出诗命和群应推。
更与殷勤订佳约，期颐定复登金台。
希望后会有期，同时关心钱氏年衰，特命汝诚归籍侍养。钱氏原来居室狭窄，至此另建新宅，父子家人朝夕团聚，得享天伦之乐。
钱氏又向乾隆帝进呈其父所刻图章，其母所绘图画，乾隆帝为之赐诗、作跋。乾隆三十六年，已经86岁的钱氏再次赴京为80岁的皇太后祝嘏，乾隆帝赏他紫禁城骑马，令汝诚扶掖出入内廷，又得参与香山九老会之荣，因进呈《恭和御制香山九老诗》，有句云“鹿训岩畔当童扶”，乾隆帝称赞他意境超逸，作图以赐。钱氏故后，赐谥“文端”，乾隆帝作《怀旧诗》，称赞他：
迎銮三于浙，祝厘两入京。
唱和称最多，颂中规亦行。
林下唯恂谨，文外无他营。
优游登大台，生贤殁亦荣。
诚如乾隆帝所说，钱氏享年89岁，荣宠逾常，但他遵守一条规则：“文外无他营”，即休致后不预政事，小心地与皇帝唱和，大约这也是得享大年的秘诀(《清史列传》本传、《文端公年谱》)。
福建长乐人梁章钜(1775～1849)，官至江苏巡抚，道光二十二年(1842)68岁休致，并未居于故里，而寄居福建浦城四年余，出版《退庵所藏金石书画题跋》、《藤花吟馆诗钞》。当其所造的北东园“草木日长，半亩塘中游鱼亦渐大，甚可闭户自娱”的时候，认为“浦中风俗日偷，省中时局亦顿异，所闻所见多非意料所期”，颇感不适。儿子们劝他远游避乱，友人约他游览杭州，遂举家出游江浙。因有有家而不能归之意，自云为“浪游”。自道光二十六年(1846)至二十九年，遍历太湖水域和长江下游的南北各地，观赏名胜古迹，访问旧友新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