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娱。华侨也保持了中国人的习惯，侨民中多广东人，他们爱看粤剧，西贡有粤人剧团，白天黑夜开演，上演的是三国戏。新加坡的戏剧，也是由广东人演出。华侨爱读中国历史小说、英雄演义。19世纪70年代，印尼出版爪哇文译本《薛仁贵》、《杨忠保》、《狄青》、《贵夫人》，随后印行了马来文译本《乾隆君游江南》。1894年刘永福黑旗军守台湾，消息传到三宝垄，华人说黑旗是法宝，就像东周列国时代孙膑的旗子一样，只要黑旗一挥，全世界就要变黑，日军不易打败他，显然传说这些话的人知道春秋战国的故事，而这种知识可能来自《东周列国志》。此外《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故事，也在华侨中流传，人们利用它分析事情，作出判断。由此可知古典小说、传说故事对南洋华侨影响的深远。有的华侨因缺少健康的文化娱乐，沾染上赌博、吸食鸦片的恶习，有的华侨上层人物以包卖鸦片，并设赌场作为增加财富的渠道。
节庆日。南洋华侨与国内一样，重视元旦、端午节、中秋节以及清明节、中元节，家庆的生日和忌日。元旦守岁，贴对联，拜天地；元宵节提灯夜游；端午节坐船；八月节晚上
赏月。娶亲、做生日搭喜棚，摆设象征吉祥的物件。此外，华侨大多使用汉语，沿袭汉人称谓，读书人喜作诗文，送往迎来也多保留中国人的习俗。
上述晚清南洋华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体现中国民族特点，中国文化精神，这就是：(1）乡族观念。认同乡，认同宗，崇拜祖先，不忘故乡家族，信奉各种神灵，信仰各种神话传说中的善神，所以建设祠宇种类多，但缺少宗教哲学；(2)纲常伦理观念。尊崇君主，追求封赠、顶带、职衔，男尊女卑，家长统治，严格等级区别，讲求衣着、仪仗形式；(3)历史意识强烈。谈古论今，以古为鉴，崇拜古人，这是中国历史悠久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从华侨的生活现象，到它所反映的人们的思想意识，使我们认识到：华侨的群体生活、生活方式和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是中国式的，是中华文明的体现，是把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主体和精神移植到海外。当时的清朝官员、学人及西方人士都与我们有共同的看法。写于光绪年间的《游历笔记》谈到新加坡的中华街，“大小店铺、庙宇、会馆、戏园、酒楼、茶店，盛备其间”，这与在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两样了。1893年薛福成说，南洋华侨“虽居外洋已百余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姻宾祭，亦沿旧俗”(《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册)，从服饰婚姻这些主要文化特征，指出华侨生活仍保留中国人的固有文明。1921年出版的《荷印百科全书》关于爪哇华人写道：
土生华人，从他们的祖先算起，已是中国人和土著居民的混血种了，但他们仍然持久不变地保留着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他们虽然同土著居民杂居，但并没有同化。……在荷属印度的华人中，祭祀祖先的风俗习惯是最牢固的。他们的家庭生活仍然像在中国国内的一样。
在荷兰人的眼里，华侨依然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看来，我们的印象不是虚幻的，是从晚清南洋华侨社会生活的现实中产生的。
我们说晚清南洋华侨社会生活基本上体现了中华文化，而不是全部都是中华文明，它毕竟与中国本土的人们生活环境有重大不同。华侨在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时对它有所改变，如宗族观念，崇拜祖先是相同的，但国内还强调族长的统治权，而华侨中却做不到，国内乱认同宗是被耻笑的事，华侨则把“同姓为宗”视为当然，这是难于遇到真正同宗而又要广交朋友的需要的产物。华侨对于中国文明的态度，在19世纪末叶有个变化，一方面是祖国意识加强，他们过去同故乡联系多，这时由于清朝政府有意识加强同华侨的联系，华侨又从长期受殖民地统治者的压迫中，深深感到中国政府保护的重要，因此加强了祖国的观念；另一方面是一部分华侨看到清政府的腐败，又接触了西方文明，因而逐渐放弃中华意识，改变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接受西方教育。因此，华侨社会有其本身的特点，不完全是中华社会的翻版。弗理德曼在《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中说“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文化虽直接源出中国东南几省”，但“不能认为新加坡华人的社会组织只不过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分支”(转见维克托·塞尔《东南亚华人》)。群体结构、生活方式、教育性质，反映人们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水平，反映人们的生活思想、目标、情趣。晚清南洋华侨多半是苦力出身，多数从事小商贩、雇工职业，社会地位不仅低于西方殖民国家公民，甚至不如土著居民，自身缺少文化知识，尤其是近代科学知识，只顾争取眼前利益，缺乏远大抱负，只注意经济利益和家庭利益，忽视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社会整体利益，这种职业、身份、素质、意识，决定南洋华侨基本上根据中国文明处理自己的生活，决定社会生活模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