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是咎由自取了，对这不幸的人还要横加指责？不然，是那种社会教育，那种社会制度造成的，袁机是那种教育的忠实信徒，因而也是当然的受害者，而受害者其实又何尝是她一个人呢!
“女子无才便是福”
袁枚因袁机的不幸，沉痛地说“斯真所谓女子无才便是福也”（蒋复敦《随园遗事》）。他原是不信“女子无才便是福”的，这是痛苦极了，从反面悟出这个道理。人们有时把女子有才华看作不是她本人的好兆头，相反“佳人薄命”。袁杼的《哭素文三姊》咏叹：“似此才华终寂寞，果然福命误聪明。”人伶俐了，反而福命俱无。陆建《哭从母》中也说“谁信有才真命薄”，真是信不信由你了!
袁机那个时代，许多才女命途多舛。比她早一点的一个同乡叫童大姑，字克敦，“七岁解《内则》，十七适高某，无才志，童时时讽谏，形诸歌咏，皆刺血以书，冀夫感动。二年，郁郁死。遗诗一卷，大都讽夫思亲之语”（光绪《杭州府志》卷五十一）。刺血写诗谏夫，丈夫不理会，郁闷中迅速死亡。她大约惟一比袁机好一点的是没有遭到丈夫的毒打。袁机的一位章氏姨妈，“嫁非其偶”，不时念出“巧妻常伴拙夫眠”的诗句（《随园诗话》），以抒发胸中的愤懑。“巧妻常伴拙夫眠”岂止章氏念叨，已成为流传社会的常用语。
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无才便有德”，“女子无才便是福”，原是封建礼教不让女子有才能，害怕女子才大违背三从四德，所以历代统治者大加宣扬，清代也不乏其传播者。梁绍壬在谈到“女子无才便是福”时，说一位官绅老爷讲：闺秀即使作出好诗，流传到社会上，被选家收进书中，在编排体例上，必定是放在僧道诗人的后面，娼妓诗人的前头。在这两类人之间，把自己置于什么地位了!所以还是没有文采、不会作诗的好，否则出乖露丑。梁绍壬认为这话虽说得刻薄一点，但却很有道理，因此奉劝玉女不要成为闺秀，更不可把诗词刊布出去（《两般秋雨庵随笔》）。《红楼梦》里大观园小姐们也深以此为惧，她们起诗社，吟哦作句，被贾宝玉传抄出去，又被好事者刊刻了，林黛玉、贾探春就责备宝玉：“你真正胡闹，且别说那不成诗，便是成诗，我们的笔墨也不该传到外头去。”可见大家闺秀忌讳把诗作传到社会上去，以免遭到侮辱。“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随园诗话补遗》），大约这是主要原因吧。
“女子无才便是福”是压抑妇女的言论，是封建卫道者所宣传的，本来没有道理，可是以奖掖后进为己任，收了十数名女弟子，把三个妹妹诗作椠刻出来的袁枚为什么也无奈何地表示出一点信服的意思呢?才女不幸、佳人命薄的社会现实，使人感到女子无才便是福，服服帖帖，不遭人忌，也无抗争，倒不招社会摧残，不遭受丈夫荼毒，不至于短命夭亡，不至于夫死非要守节，无知无识者的生活要痛快一些，总比才女活得那么累的好，这不就是“女子无才便是福”吗!因此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女子无才便是福”：其一，它是压迫女子的观念，是封建社会压抑有才华女子的事实在意识形态上的必然反映，用以宣传三从四德的伦理；其二，宣传无知比有才好，由于女子逃脱不了受压制的命运，无知识女性反而比才女好生活，易于满足，这样“女子无才便是福”又含有一点道理。当然，这道理不是说让女子愚昧有理，压迫女子的观念有理，而是说女子屈从于男性社会现实，糊里糊涂，少受些痛苦。笔者在这里不是讲道理，而是讲实际。
道理和实际常常是分离的。上层社会女子读书明理多，讲妇道的多，寡妇不改嫁的多，下层社会女子的这些讲究来得少，寡妇再嫁的多。谁信守封建伦理谁倒霉。“纵教青史留遗迹，已负从前金粟身”，袁树说得对极了。袁机笃守从一而终，在《如皋县志》、《杭州府志》里被立了传，连《清史稿》也把她写入《列女传》，真是青史留名了，而她本人的生活竟是那样悲惨。血泪换来的节烈之名，实在太残酷了，宣扬这种道德的社会太腐朽、太令人痛恨了。袁枚、袁树兄弟把袁机的不幸归之于读书有才，有一定道理。才女的不幸，确与读书有很大关系。读书之无用，在古代就体现在女子身上，不允许她们施展才能；而男子则可读书出仕，读书又是那么有利可图。有用与无用是对不同的人而言的，是由那时的社会制度决定的。男性统治女性的社会，就希望女性愚昧，自然会给有聪明才智的女性以重重的打击。所以读书之有用无用关键在于社会制度和政策，在于那个社会允许不允许女人以及男人读书并发挥作用。袁机及其同命运的女子的历史，可以用以检验一种社会制度的优劣。凡能给读书人以发挥创造才能，特别是能给女才人发挥能量机会的社会，是有创造力的、有活力的社会，否则反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