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的实例中已知它们的人口一般在五口上下，前者以五为上限，后者以五为下限。从全国平均五口来看，这两类家庭应占家庭的大多数，而把联合家庭、家族家庭、残缺家庭排斥于次要地位。因此可以说，清人大多生活在直系家庭和核心家庭中，家庭规模不大，成员不是很多。
以丈夫为主宰的夫妻关系
传统的夫尊妻卑的名分观在清代没有变化，只是个实践问题，法律对男女的不同科罪也是实行中的事情。清代以丈夫为主宰的夫妻家庭生活大致是如下情形。在夫权之下，有的丈夫通情达理，而妻子在传统的三从四德伦理薰染下甘愿处于屈从地位，夫妻相处很好的不乏其人。《广东新语》作者屈大均，在宁夏与王华姜结亲，偕游山西、江南，随后回到故乡广东番禺县，王氏先卒，大均将友人为其妻所写的哀悼词章汇为《悼丽》一书。其伉俪情好，传为美谈。乾隆丁未科鼎甲孙渊如妻王采薇能诗词音乐，谱曲吹奏给丈夫欣赏，渊如每每动情，妻死后绘其奏乐图像，永兹纪念。孙的妹妹嫁给吴鼎，帮助丈夫学习，希望他能与哥哥一样中鼎甲，郎舅辉映，后来吴成了学士。人们把他们的生活视为“唱随佳话”(《郎潜纪闻初笔》91页)。也有妻子厉害，挟制丈夫的。雍正时编修汪师韩在圆明园内教授皇子，家中妻子怒责其妾，妾逃出，御史遂弹劾汪师韩治家无状，使其遭到罢官的惩罚。汪不能理家，按清人的观念，是不能正夫妻名分，也即不能治国，理应罢黜。他的遭遇，是社会逼着丈夫制伏妻子，实现夫权。夫妻关系有的紧张到互相残杀的程度。福建长汀人仲学友妻郭氏，八岁到婆家做童养媳，备受丈夫虐待，生有一女，被丈夫乱花钱卖掉，郭氏的夫妻生活如此不幸，气愤之下，在嘉庆初年将丈夫毒害，官府把她凌迟处死(档案，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3112号)。四川郫县人刘潮俸外出归来叫妻子张氏做饭，张氏因贫穷不予理睬，刘就把张氏打死。川督勒保审案拟刑：“刘潮俸合依夫殴妻至死故杀亦绞律，应拟绞监候，秋后处决。”
一般地说，导致夫妻间互相残害，或是因为原本就没有爱情基础，或者后来感情破裂，双方都是不幸者。而同是故意杀害对方，妻子要被处以极刑——凌迟处决，丈夫则判处绞刑，且监候至秋后执行，夫妇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如此之甚。丈夫休妻的事也偶出现，而卖妻的现象不少。出妻是男子的传统权力，夫妻感情不合，妻子只好忍受，男子则可以提出离异。如有一对夫妇结婚30年，儿子也成了亲，可是儿子死了，丈夫归罪于妻子，把她嫁出(《清诗铎》965页)。不过清朝政府一般不判决离婚，怕的是家庭破裂，带来社会问题，这在那个时代有保护妇女利益的客观作用。在社会下层把妻子当作财产出卖是常有的事。四川德阳县黄秀元在父亲黄同兰包办下，与江子陇女儿结亲，双方感情不合，黄同兰经江子陇同意，把江氏卖给曾宣为妾，得财礼17千文(档案，嘉庆三年73包)。清人姚柬之的《翁无妻》诗中记述了一个因无力交纳赋税而被迫卖妻鬻女的事例，丈夫曾想用一死来逃避差吏的追逼，妻子则要求把自己卖了以换取丈夫的生存，结果是把妻子女儿一起卖掉才交纳了赋税。休妻、卖妻均反映家庭关系的不和谐，即使感情融洽的夫妇，因贫困生活也不幸福。
休妻、凶杀的家庭总是少见的，夫妻生活完满的也是少数，在夫尊妻卑下平安相处的家庭则是通常的情形。
乾嘉考据学大师钱大昕说：父子是“天合”的关系，夫妻是人合的关系，自然父子关系重于夫妻关系(《潜研堂文集》卷八《答问五》)。他把这两种关系的地位看得极为透彻。父子之间开始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清代做父亲的对儿子要进行职业教育和训练，在士农工商中给儿子选择一种职业，当然以士农为好，没有条件的只能从事他业。品德的、社交的教育，也是家长所重视的。方法多半讲究严厉，不溺爱。理学家张履祥让儿子维恭冬天包幅巾，儿子嫌难看不包，履祥看着他挨冻也不怜惜，坚决不准许戴帽子。直隶滦州边某是独子，幼年身体极弱，以致人们担心他会夭亡，但乃父“不以一子之故而少宽其教”，坚持让他上学。他后来回忆说：“在学有严师，在家又有严父，故吾之学业进于成童。”（《边氏家谱》卷一）教育子女是家庭的功能，清人的教育主要是在家庭完成的，而父亲总想把儿子塑造成自家理想中的样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