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病,是越出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的不正常现象,而且情节严重,蔓延迅速,不易扼制。前文叙述盗贼的猖獗,游民的众多,就属于社会病的范畴。这里将要叙述的吸食鸦片烟、赌博、宴请的恶劣社会风气,是社会病的主要内容。道光时期的这些社会病,除了吸毒,都有漫长的历史,不过这时情况严重,更能反映社会腐败的深度。
鸦片烟灾泛滥
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实行罪恶的鸦片贸易以来,官民吸食者逐渐增多,清政府也较敏感,早在雍正年间即禁止民人贩卖食用,嘉庆朝随着吸毒的增多,1810年、1813年、1815年迭次颁发禁令,不许鸦片入口和官民吸食,然而那时除了“市井无赖之徒私藏服食”,“侍卫官员等”也“颇有食之者”(《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已显出问题的严重性。道光帝于1822年下令广东严禁鸦片入口,但是禁止归禁止,贩卖、吸食却日益严重。其标志之一是烟土不仅来自外洋,国内许多地方也种植罂粟。在1830年前后,云南、浙江、甘肃、福建、广东等省种烟的较多,安徽、河南等省也有,浙江台州、宁波、绍兴、严州、温州诸府种植和制出的烟土叫“台浆”,由大商小贩运往各省销售(《清宣宗实录》卷一七○)。福建生产的鸦片烟称做“建浆”,四川的叫“葵浆”(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云南种罂粟,由边境向内地发展,种植量大,制成“芙蓉膏”。鸦片种植发展迅速,到1838年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民田“遍栽罂粟”(《清宣宗实录》卷三一七),在贵州,当罂粟出土时,外省商人就来查看,预付银两作定钱。国内栽植地区日广,增加鸦片烟来源,使吸毒来得方便。
吸食鸦片
鸦片市场的货源,主要是英国殖民者倾销的。在清朝政府实行禁止鸦片政策的情况下,中外鸦片贩子进行走私贩卖,用海船将烟土销售沿海各省,直至直隶、奉天,并供应烟具。
鸦片吸食者众,如《黄爵滋奏疏》所云:“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遍布社会各阶层、各省份,沿海地区尤甚。普遍吸毒,给道光社会带来严重问题:
其一,造成白银外流,银钱比价失调,国库空虚,长此下去,就会出现林则徐说的“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集·稿》)。
其二,民间生计萧索。宋翔凤《鸦片馆》诗云:“百事无不废,千金坐可耗。”(《清诗铎》)人民钱财耗于鸦片,难于购买其他生活用品,商业、手工业立即不景气,工商重镇表现得尤其明显。1838年苏州、武汉的商人说,“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因为其他的钱财用于购买鸦片了(《林则徐集·奏稿》)。
其三,吸毒者成为社会废人。抽鸦片成瘾者,“黧面耸两肩,眼垂泪,鼻出涕,一息奄奄死相继”(《清诗铎》)。精神萎靡不振,身体虚耗,影响劳作,失去活力,也如林则徐所说,几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林则徐集·奏稿》)。
道光帝在1831年搞了一次禁烟活动,没有成效。1834年广东乡试,以鸦片作为策试题(《两般秋雨庵随笔》),反映了有识之士对它深恶痛绝的态度。1838年道光帝决心禁烟,但是随着鸦片战争和禁烟运动的失败,烟毒泛滥,一发不可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