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从来未有之奇案”说起嘉庆年间查赈的李毓昌被害案件的发生，令嘉庆帝愤怒地说这是“从来未有之奇”的怪事(赵翼（《檐曝杂记》卷六《冒赈大案》）。事情是这样的：嘉庆十三年(1808)江苏北部大水，嘉庆帝发帑金赈济饥民，山阳县令王伸汉冒开饥户，领赈银入私囊。受上司委派到山阳查赈的试用知县李毓昌，发现王伸汉的贪污罪行，行将上告，王伸汉请出淮安知府王毂说情，遭到拒绝，又提出与李毓昌分赃，阻止他告发，李毓昌是新进士，廉洁自励，坚不应承。在他离开山阳的前夕，王伸汉指使家奴与李毓昌的长随合谋，毒死李毓昌，并以自缢身亡报案，王毂伙同掩饰。后经李毓昌叔父李泰清发现疑窦，赴京控告，于是真相大白，嘉庆帝下令将王伸汉立斩，王毂立绞，害人的家奴、长随极刑，两江总督铁保夺职遣戍，江苏巡抚汪日章撤职，并作《悯忠诗》褒扬李毓昌。此案中的王毂不惜性命地替王伸汉掩护，乃因得了他2000两银子的贿赂。与山阳案同时，在直隶宝坻县发生同样事件，知县向东路同知归恩燕行贿3000两纹银（《清史稿·仁宗本纪》）。李毓昌的被害在于他的清廉，受委查事，在别的官员是捞钱的大好机会，他却因不要钱而丧生。看来当时的官场形势是要钱是常规，不要钱是越轨，李毓昌的死就不是偶然的了。昭梿在《啸亭杂录》卷八《李毓昌》条里说“查核故事，凡委员往，漫不省察，惟收其陋规而已”，讲的就是这种情形，可怕的也正在这里：大家并不顾公事，所重视的是陋规，也即按不成文的规矩收受好处费。陋规是不合法的惯例，但是众人习以为常了，几乎成为合法的东西了。李毓昌的死也可以说是不依陋规办事而遭受的杀身之祸，事情的严重性恰恰就在这里。陋规的盛行，标示着吏治的严重败坏。山阳、宝坻的事件，不过是嘉庆朝吏治清浊的测量器，表明官场的龌龊不堪。
官僚内部的陋规
道光帝继位之初，接受军机大臣英和的建议，试图清理陋规，整顿吏治，遭到朝内外的反对而作罢。于是陋规和腐败的吏治沿着嘉庆朝的轨道走下去，问题越发严重了。举人张际亮在道光十六年(1836)说：
今之外吏，贪以铦民之脂膏，酷以干天下愤怒，舞文弄法以欺朝廷之耳目，虽痛哭流涕言之，不能尽其情状。（《张亨甫全集》卷三）
咸丰帝登基四个月，说前朝“登进冒滥，流品猥杂，……闾阎之膏血，以致政治堕坏，民生穷蹙”（《清文宗实录》卷九）。他们概括了道光朝吏治败坏的状况及其严重性。据笔者考察，道光时期吏治的问题，突出的表现，是变官吏贪污为合法的陋规的流行，其间有两种情形，一是实行在官吏内部的，二是官民之间赋役征收中的。
在官僚内部，下级对上司，地方官对京官，两个有业务联系的衙门之间，为了办事，都要送礼，但什么时候送，送多少，谁给谁送，经过多年实践，形成定规，并有专门的名词反映出来。
节寿礼。岁时节日和上司家庆日，僚属为其送礼。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里讲陕西粮道向上司和有关衙门官员送礼定规为：给西安将军三节两寿礼，每次银800两，表礼、水礼八色，门包40两；八旗都统二人，每人每节银200两，水礼四色；陕西巡抚，四季致送，每季银1300两，节寿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陕西总督，三节致送，每节银1000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高级衙门的师爷节寿礼亦有规定，所谓“抚、藩、臬幕友一年节寿陋规，俱由首县摊派各州县书吏册费，藩司用印札代为催取”（《清宣宗实录》卷三二九）。在中央衙门，书吏给司官送“年终规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