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陶瓷业闻名的景德镇，确系火一样的城镇，官窑之外，嘉庆年间有民窑二三百处，窑户数千家，工匠动辄以数万计。或谓该镇“列市受廛，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兰浦《景德镇陶录》卷八）。
云南铜业的从业人员，每个厂矿，“大者，其人以万计，小者以千计”（王文韶《读云南通志稿》卷四十四）。嘉庆中，汉口有铁行13家，铁匠5000余人（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十四）。佛山镇的经济以制造铁丝业最为著名，制瓷业亦较盛行，聚集的工匠多，本地生产的稻米不够食用，靠西江供应补充，与此相关的是碾米业和米铺的存在，乾隆后期，米铺梁太盛、梁升平、黄兴臣等家，各自雇工七八人至十余人不等（《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可知米铺雇工不在少数。米铺之增添，赖有制铁、制陶等业的发展，这是连锁反应。夙以经济落后而不为人知的陕西南部凤县、略阳、镇巴等地，出现了许多铸造农具、铁锅的铁厂，从采矿、伐木作燃料到冶铁，大厂用工匠3000，小厂也要用工1000多人（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这类工商重镇，居民来自于各个地方，外地人很多。如苏州、松江的踹匠，多来自江北、安徽南部及镇江府属之地，大体上是有先行者，然后是将亲戚、同乡介绍过来。景德镇的工匠，来自于附近以及远方各地，如谢所说：景德镇“业制陶器，利济天下，四方远近挟其技能以食力者，莫不趋之若鹜”（转见《景德镇陶录》卷八）。因此景德镇的居民，十分之七八是外地来的工匠和商人，属于土著的不过十分之二三。自古以来商人奔走四方，各个工商重镇的会馆的相继建立，即为外商云集的标志，即以《景德镇陶录·景德镇图》所显示的，该镇有徽州会馆、苏湖会馆、南昌会馆、临东会馆、饶州会馆数所。再如佛山镇汇聚山西、陕西商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创建山陕会馆，嘉庆十七年(1812)重修，出资的商号191家，并在碑记中云：“大丈夫有志四方，无远弗至，……此流寓之有会馆所由设地。”（《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苏州、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各有会馆数十所、十余所，盛产丝绸的苏州吴江县盛泽镇亦有数所。正因为流寓之人众多，地方志写到这些地方的居民状况时，总是用“五方杂处”来形容。
染踹、矿冶、陶瓷、戏曲等业的下层从业人员本来是有职业的人，可是往往被社会上层，乃至整个社会视作“无业游民”、“游手好闲”之徒，如雍正帝即称酒楼戏馆之人为“游手好闲者”（《朱批谕旨》）。踹匠被官方称作“踹棍”、“流棍”，康熙三十七年(1698)松江府娄县发布禁止踹匠倡聚抄抢告示，开篇即云“为踹棍倡聚抄抢等事”，原来踹匠朱阿文等抢了坊户彭昼三家，且这类事时有发生，故下令“踹匠责令布坊拘管，仍勒石永禁，不许结党生事”。十几年后的康熙五十四年(1715)，嘉定知县在禁止踹匠齐行的告示中云：“(踹坊)包头内择老成者为坊长，管辖九家；如容留流棍，坊长十家，一体治罪。”（俱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所谓“流棍”，就是踹匠，或者是寻找踹匠及其他活计的外来人口。
一些游民有职业而被认为无职业，是闲民，是无业游民，是游手好闲之徒，为什么?
第一，在重农抑末的传统政策与观念支配下，不承认游民所从事的一些职业。因为这些行业，不仅与农业生产无关，且认为占用了农村劳动力，又从事所谓“奢靡”事业，影响人心风俗，不能当作正当行为，不仅不予承认，并且加以禁止。我们在上篇文章中提及的康熙间江苏巡抚汤斌在苏州“毁淫祀”的事件，就是这种观念的鲜明体现：禁止打牌、歌妓、礼佛及以商人为主体的迎神赛会，于是出现“寺院无妇女之迹，河下无管弦之歌，迎神罢会，艳曲绝编”的现象（《汤潜庵集》卷七）。这类违背经济发展要求的行政禁令，只能奏效于一时，而终导致“百姓之怨望，无济于事。如苏州等处酒船、戏子、匠工之类，亦能赡养多人，此辈有游手好闲者，亦有无产无业就此觅食者，倘禁之骤急，恐不能别寻生理，归农者无地可种，且亦不能任劳，若不能养生，必反为非，不可究竟矣。”（《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二年六月初八）雍正帝为政务实，看到游民以酒船、戏子、匠工为业，虽不能认为是正常职业，但可以养活人，从而能够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允许他们以此谋生。可是乾隆时的江苏巡抚陈弘谋、布政使胡文伯，又禁奢华、戏馆，因为将它们视为不正当的职业的观念没有改变，禁止就会不断发生。
第二，这类行业不稳定，就业者也不稳定，人们对它们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故而对其非难。游民的就业，表明社会分工和职业结构在发生某种变化，酒馆、茶馆、戏楼过去就有，至迟在宋代产生瓦子，汴京和临安的酒楼已较出名，到清代瓦子演变为戏楼，而且将看戏、用餐结合在一起经营，使娱乐业与餐饮业有较大发展。沐浴业(澡堂)也在扬州、苏州等工商重镇应时而生。这类行业，就是现代的第三产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