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和关东也互辟市场。据包世臣讲，自康熙二十四年以后，“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安吴四种》卷一）。嘉庆中人谢阶树说：
关东每岁有商船二三千只至于上海，曰“沙船”，其大可容二千石。其人皆习于海，其来也，则载豆麦杂粟，一岁二三运以为常；而其去也，则仅易布帛棉花诸货物。（《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七谢阶树文）
乾隆时苏州元和商人杨元利驾船到辽东贩豆，遇风漂到朝鲜，他和朝鲜人交谈了关东豆价及关东量器为苏州的2.5倍的情况（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4704页）。这令我们注意到江南与关东粮食交易的实际数量，可能要比记载的多。事实表明，江南、关东两个地区间，也是棉布和粮食的交流，不过这里的粮食不是稻米，而是杂粮。江南和闽粤贸易，一方提供棉花，一方供给蔗糖和材木。上海人的记载说，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只买棉花：“楼船千百，皆装席囊累累。”（褚华《木棉谱》）或者说：“海舸贩来红木段，洋行收去白花衣。”（杨光辅《淞南乐府》）江南的植棉业、棉织业的发展和长江中游的植稻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同关东的粮食种植业、闽粤的种蔗业的发展也有一定关系，双方交换商品，互相开拓市场，共同促进商业的发展，活跃了当时的商品经济，也使棉布商和米商成为商人队伍的重要成员。但是发展并不平衡，江南植棉业、棉织业以及丝织业发展得较为迅速，手工工匠、商人和植棉的农民需要大量的商品粮。湖广和江西产米虽多，然而该地农业尚未发展成商业性农业，提供的商品粮尚属有限，像江南每年以上百万石计的需求，还有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需要，它就难于满足了。清政府给江南米商指定采买地点，就是供求关系紧张的表现。这就要影响江南植棉业和手工业的长足发展。
江南消费、娱乐事业也随着农业专业化、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因此而促进的交换的兴旺而发达起来，它被统治者视作“淫糜”，屡加摧抑，最有名的是康熙中江苏巡抚汤斌在苏州的禁淫祠。因当地打牌、歌妓、礼佛、迎神赛会盛行，汤斌厉行禁止，据说出现了“寺院无妇女之迹，河下无管弦之歌，迎神罢会，艳曲绝编”的现象（《汤潜庵集》卷七）。其实这只是暂时的，禁止不可能长久生效，因为这是商业发展的结果，比如苏州五通祠，不仅成为娱乐场所，还是商人寄托心愿的地方，“商贾市肆之人，谓称贷于神，可以致富，借值还债，祈报必丰”（《汤潜庵集》卷七）。雍正帝干脆承认奢华现实，并且讥笑汤斌等人的徒劳之举，他说江苏的转移风俗，“前如汤斌等及几任巡抚亦有为此举者，皆不能挽回而中止，反致百姓之怨望，无济于事。如苏州等处酒船戏子匠工之类，亦能赡养多人，此辈有游手好闲者，亦有无产无业就此觅食者，倘禁之骤急，恐不能别寻生理，归农者无地可种，且亦不能任劳，若不能养生，必反为非，不可究竟矣”（《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二年六月初八）。他把酒船、戏子、匠工看成是养活人的职业，当然不便禁止了。但这种认识在统治者内部仍有反复，如乾隆时江苏巡抚陈宏谋、布政使胡文伯先后发出布告，禁止奢华和开张戏馆。但是最后还是要回到雍正帝的承认现实上来，如乾隆时《吴县志》的纂修者就以为穷人从事服务业，可以减少治安问题，认为富人的奢侈也有好处，所以说：
今之为游民者，无业可入，则恐流而入于匪类，幸有豪奢之家驱使之，役用之，挥金钱以为宴乐游冶之费，而百工技能，皆可效其用，以取其财，即游民亦得赡余润以丐其生，此虽非根本之图，亦一补救之术也。（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二上）
或如嘉道时钱泳所说：
治国之道，第一要务在安顿穷人，昔陈文恭公(指陈宏谋)抚吴，禁妇女入寺烧香，三春游屐寥寥，舆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物议哗然，由是弛禁。胡公文伯为苏藩，禁开戏馆，怨声载道。金、阊商贾云集，晏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此原非犯法事，禁之何益于治。（钱泳《履园丛话》卷一）
他只认识到这些是穷人的谋生之道，而没能揭示这些职业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