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135年，韩婴就写出了“雪花独六出”的诗句，这种对雪花细微的观察角度，标志着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正确认识雪花晶体的六角对称形状的民族，从而充分显示出了中国人在自然现象审视上的早熟。
但自汉代以后，这种对冰雪独特的观察却停止不前了，只是到了宋代才又一振，在典籍中出现了对“冰花”的记录，反映出了宋代的中国对冰的认识是具有不同寻常的美的趣味的。沈括在被世界公认为“中世纪科学技术坐标”的《梦溪笔谈》中叙述了自己在元丰末年到秀州(今浙江嘉兴)所见到的冰花奇景：
有些屋瓦在霜后成花，像牡丹、芍药、萱草、海棠等细花，皆有枝叶，每瓦一枝，无毫发不具，就是有高超的丹青巧笔也不能画出来。要是用纸描摹下来，那等于石刻的一样。
沈括的记录，表明冰花已纳入了他的科学观察的视野，但确切地说，沈括何尝不是用一种美的心态去看待冰花现象呢?
后来，洪迈《夷坚志》中《瓦上冰花》条也有几乎相同的记录，不同的是南宋初期的秀州，知州吕彦能家厅侧有数百片瓦，为雪所压，迨雪消冰澌，皆结成楼观、栏榄、车马、人物，并带芙蓉、重台牡丹、长春萱草及万岁藤之类的花卉植物，妙华精巧，经日不融。吕彦能便命儿子吕述卿用墨拓印十余本，用以观摩。从自然天成的冰花欣赏出一番景象，这是一种相当高的审美能力。宋代以前却并非如此，据马端临《文献通考》云：唐昭宗时，在沧州城堑中，就有冰纹如画，大树如芳敷，可当时的人却认为这是“华孽”，当有兵难。
到了宋代，人们对冰花的态度为之一变，像吕彦能将冰霜之花描摹欣赏者，不乏其人。宋敏求《春明退朝录》曾述：北宋王子融侍郎回山东故里，时值严冬浓霜，有一官员家屋瓦皆成百花形状，他就摹下，作为画幅珍藏。
更为奇绝的，何《春渚纪闻》载：
余杭的万廷之，他有一洗脸用的瓦盆，时当凝寒，还有余水留在盆中，冻结成了冰，形如一枝桃花，观者以为巧合。可第二天再用，则又成一双头牡丹，次日又成寒林满盆，水村竹屋，断鸿翘鹭，宛如图画近景。万廷之自后便用白金把这瓦盆包护起来，每逢严寒，便设宴约客，来欣赏这未曾有一同样的冰花。记录此事的何说他曾亲临此间观看过。
洪迈在《夷坚志》中《锡盆冰花》条也介绍道：
绍兴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一官员生辰之日，家里常用大锡盆倾水未尽，盆内结成冰像雕镂似的。细看，一寿星坐磐石上，长松覆盖，一龟一鹤，分立左右，宛如画图。招画工描绘，由于画工居远，赶来时，冰画已消。但自此无日不融结，佳花美木，长林远景，千情万态，一直到了春暄才停止。
说穿了，这只不过是大自然的一种变化现象，可宋人却独具慧眼，从冰花发现了一个神奇的花草、人物世界，这是由于他们用自己的文化修养为冰的自然形态的变化增添了文化韵味。这与整个宋代洋溢着被海内外史家所称的像欧洲“文艺复兴式”的那种天才创造的文化氛围是有直接关系的。
笔者认为，这种不满足于对雪花的六角形状的发现和讴歌，而转为对冰的花纹的升华和创意，是和宋代瓷器新样式的烧造有着某种微妙的关联的：像被尊为国之瑰宝的南宋“官窑盘”，外壁呈稀疏、淡雅的大“开片”，盘里满布叠层重迭的小“开片”，里外大小“开片”，纹络纵横，渗透在青釉中，显得透亮晶莹，好似寒冬凝结的江面河床之上那变幻万千的碎纹冰片……
这种由于冷却时收缩速度不同而烧造出千姿百态冰裂纹的“开片”，竟成了宋代瓷器中崇尚和追求的装饰手法。正如有一陶瓷研究家所说的：中国陶瓷科学美追踪的目标就是四个字：“自然天成”。以素朴无饰像冰花纹似的“开片”，作为美化器表手段，在宋代堂而皇之步入艺术殿室，从而为中国单色瓷器树立了一个典范。
这一创建绝非偶然，尽管现在尚无史料证实，宋代瓷器“开片”的烧造是从宋代的冰花现象获得灵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文化现象是有联系的，瓷器“开片”的出现只能从一个大的宋代文化系统去观察，才会找到清楚的答案。
同时冰花现象也告诉我们：美，无处不在，只需你去发现，但这种对美的发现不会陡然而生，必须是要有雄厚的文化修养的根基，还要有合适的浓烈的文化风云的际遇。否则，为什么冰花在宋代之前就有，却没有宋代那样美丽的发现?而在宋代，冰花却广泛被人发现，并且与瓷器烧造上十分相同的冰纹似的“开片”，引发出了独特的美的趣味……
冰灯究竟起于何时?有些人将1962年哈尔滨市一位老太太在冬天往水桶里泼水冻成一个冰砣，当成现今冰灯的开端。后有好事者以《一桶水泼出一个冰雪节》为题，大加宣扬，言之凿凿，似乎中国的冰灯自1962年才有，这位老太太似应享有冰灯的发明权。其实，这是缺乏历史知识之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