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谈及了这一现象：严氏父子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骨董琐事。这真是一语中的，严氏父子爱好古董乃是因珍宝太多，古董稀少而且要比金银还值钱。所以他们才不择手段，据为己有而后快。较之他人，严氏父子又有一优势，那就是他们权倾朝野，他人对古董大多只能是“货取”，而严氏父子却往往以“势劫”，实际上这比“货取”不知坏有多少倍。
也正是由于严氏父子这一特殊的对古尊彝奇器书画的嗜好，各地大吏，争辇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而不遗余力，以文房清玩，致起牢狱……如同《醉醒石》第八回所述成化年间太监王臣到江南搜刮古玩一样，既祸国又殃民!以至我们看到《天水冰山录》所记录下来的古董珍玩书画，心灵已被淹没在一浪高过一浪近似疯狂的占有欲望的洪流之中，已得不到任何赏心惬意的美感了。
这就如同看严氏父子收罗的围棋，仅碧玉、白玉围棋就达数百副，金、银象棋亦有数百副。其实下这种棋，“最为滞重不堪”，看来严氏父子喜欢金、银、玉的心理要胜过喜欢下围棋、象棋本身。这就如同查抄出严氏父子收藏古董中的亵器，虽为白金美人，但功能却是以“其阴承溺”一样，其贪多无厌、无耻之极已达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又如在查抄的严氏家产中，竟有“各样破烂小旧衣七百六十八件，每件估银五分”。一应变价帐幔被褥“杂碎”中，竟包括“八十五双裹脚布”。一应“发儒学书籍寺观经典，经史子籍等书”，计五千八百五十二部套，“道佛各经诀”，计九百一十四部套。原本此类书籍应发各儒学、各寺观贮收、供诵，可是却被严氏父子收取。
另还有许多琐旧不堪物件，可是严氏父子亦据为己有。如戒尺三十条，刀斧废铁九百六十九件，黄白蜡十九斤，零碎缎绢一千零三十五片，棕套五百九十一双，鱼胶二斤，藤一捆，硃砂八十两，长短枪竿、大小标纛、各色旗帜、多样皮袋等兵器竟有三百四十一件，而漆、斑竹、乌木各类筷子，就抄出二万三千三百三十七双……正像明人概括严氏父子被抄家物品所说：“凡人世所应用之物，无论用与不用，靡所不备。”而严世蕃自诩“朝廷无如我富”、“朝廷无如我乐”，并非口出狂言，而是有充足的物质为支撑的，《天水冰山录》就给予这样的证明。又如《明史纪事本末》所说严氏父子的“家赀亦称亿万”、“总天下之货宝，尽入其家”。《留青日札》所说严氏江西、北京二处家产所抄，不及十四五，“盖行赂于权要者十二三，寄顿于亲戚者十三四”。以此观《天水冰山录》又是一大大缩水了的抄家记录。不过，太阳一出冰山颓，《天水冰山录》可为后人警戒，足矣。于此而引起的严氏父子何以能聚敛富可敌国的财物，则确是《天水冰山录》给人们留下的极其宝贵的思索。
尽管《天水冰山录》掩不住严氏父子巧取豪夺古董字画的罪恶，但专从收藏鉴赏角度着眼，人们从《天水冰山录》分明看到了一部丝绸艺术史、珍宝首饰史、文房四宝史、腰带史、绵缎史、蟒绫史、补绒史、房卧史、屏风史、女袍史、缎衣史、绢衣史、川扇史、玉琴史、铜花瓶史、大香炉史……可以说《天水冰山录》记录的任何一种被抄物品，都可以梳理出一个极其专门的研究题目来。单以《天水冰山录》所记与刘瑾、钱宁之流，或与清代和珅被抄家产相比较，就可以成为一个极有意义亟待开掘的学术问题，更何况我们可从记录查抄严氏家产的《天水冰山录》中找寻到明王朝腐败深度的证据。 |
